人民网北京12月4日电 （记者 李晓明）12月3日，“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与当前农村发展”研讨会在北京科技会堂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近现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各政治派别、社会团体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以史为鉴，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思想，更好地推动当前农村改革发展。

（一）

　　本次会议由发展中国论坛、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办和承办，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四川省晏阳初博物馆、民生公司协办。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代表40多人，分别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全国人大环资委、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农业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参事室、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南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四川省晏阳初博物馆等。CCTV-7、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人民网、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集体经济杂志社等重要媒体和杂志的资深记者和编辑出席了研讨会。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通过总结百年来的中国国内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从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思想，可以为继续推动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丰富而鲜活的实践案例和经验。因此，本次会议主题为“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与当前农村发展”，重点突出“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对当前农村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秉承“记忆乡村、解读乡村、服务乡村”的机构宗旨，自成立初就制定了“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计划”。2005年1月，第一次策划“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项目，讨论立项意义、研究框架、原则和方法等问题。此后又经过了5年准备，先后到国家图书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巴中市晏阳初博士史迹展览馆等处收集历史文献资料和影像图片，并安排专职科研人员深入中央苏区调查，在江西兴国县党史办和福建上杭县党史办的鼎力协助下，沿着毛泽东当年在中央苏区开展乡村建设实践与调查之路，重访兴国县长冈乡长冈村、泗望村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上、下才溪村，瞻仰了兴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将军馆、长冈乡调查纪念馆和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收集了《红色中华》、《斗争》等珍贵历史文献和中央苏区最新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奠定了基础。2011年6月26日，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浙江师大农村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共产党乡村建设90年”学术研讨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暨《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发式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建设思想研究》是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重点工程——“中国乡村百年建设思想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按照历史顺序，分专题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早期乡村革命和乡村建设的历程，并提炼出中共早期进行乡村建设的思想和经验，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所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充分肯定、由衷赞扬和歌颂。

（二）

　　会议认为：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在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变迁史上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乡村发展理论体系中也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把近几年兴起的“中国经验”热除外，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发展理论在国外受到追捧的惟有乡村建设思想。

　　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主要包括孙中山的乡村建设思想，民国时期以梁漱溟、晏阳初和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的乡村建设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思想。

　　孙中山的乡村建设思想具有先驱性和开创性，对国共两党乡村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其他派别的乡村建设实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孙中山的乡村建设思想脉络是：以“耕者有其田”作为解决乡村问题的前提条件，以农业与工商各业协调发展、城乡相互促进作为农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的主要途径；以实行县域自治、发展合作经济、重视农业科技、乡村文化教育和社会建设作为解决民生问题和改造社会的根本道路。

　　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称为邹平模式；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称为定县模式；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实验，称为北碚模式。就其性质而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益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

　　王景新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近现代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共产党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到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及人民公社，再到“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一路走来，农村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先导。中共早期的乡村革命和建设实践，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而展开的全方位探索。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建设及其思想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是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

　　中国乡村建设思想，掩隐在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和代表人物的传记中，镶嵌在中共早期的农村调查文献、历史文件及历代领袖人物的著作中，蕴涵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经验”中，因此，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意义深远、正当其时。

　　总结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发展理论，为中华思想宝库增添新的内容。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研究中国乡村建设思想，还具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

（三）

　　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共中央党校祝彦教授指出：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农村问题。因此要复兴中华民族，首先就是复兴农村。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梁漱溟认为只有“村治”或者“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不在向西方学习，而在以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为旨趣的“乡村建设”。

　　梁漱溟提出“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落实到实践上，即：首先，从组织结构上，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代之以乡学村学。原有的区、镇、乡各公所及区长、乡长全取消，改为新的乡村组织。其次，在思想意识上，注重培养农民的团体组织精神。这是针对中国农民存在的散漫、不注重发挥团体力量而作的努力。第三，在精神上，让农民振奋起来。梁漱溟认为当时的农民处于“精神破产”的状况，必须解决“让乡下人活起来”的问题。对此，梁漱溟主张要注重启发农民的智慧，把农民的精、气、神提起来了，才好进行其他建设工作。第四，在物质建设上，给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发展技术。建立近代化意义的金融流通组织，以遏制当时农村猖獗的高利贷活动。引进科学技术，向农民推广优良品种。第五，在行为习惯上，帮助农民革除陋习，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梁漱溟等人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于今天乡村建设的启示意义还在于如何使乡村建设不仅呈现近代化的物质之美，而且能够发扬传统乡村的村约道德、睦邻和谐的风尚，是应该予以重视的重中之重。

　　关于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四川省晏阳初博物馆名誉馆长晏鸿国先生指出：晏阳初是世界著名平民教育家，在上世纪20年代初兴起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他在时间上坚持最长，空间上扩展最广。他不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创造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基本信念。第二、“三C” （即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三、“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定县经验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所谓“四大教育”，指的是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计划。文艺教育即以文学和艺术作为介绍传播四大教育的工具，用以启迪民智，提高他们的知识力。生计教育是向农民传授现代农业的科学知识，协助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贫困的生活状况。卫生教育目的是提高农民的健康力。公民教育即以教育的力量发展社会团结的力量，启发农民的自觉，训练自治的能力，培养奉公守法的精神。三大方式是针对平民教育的实施和推广层面而言的，包括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不是各自孤立的，必须连环进行，整体进行。因为它们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联系。如果只注重其中一项，不但达不到改造乡村的目的，而且这一项推进的速度、质量和目的都会大打折扣。晏阳初所推行的定县经验不但在当时推动了中国的乡村建设，而且至今仍是广大第三世界乡村改造运动的蓝本。

　　关于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认为：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实际上是他“国家现代化”思想的延伸，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他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终极目标和高度概括。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之所以成就大、成效好，与他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模式是分不开的。他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因地制宜，以发展本地资源丰富的矿业和需求大、成本低、收益快的纺织业为龙头， 通过激化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峡区经济大发展。他以工辅农，特别是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种种举措，都使其乡村建设基础更加厚实。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给当代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乡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中，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是完全正确的，但绝不能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乡村建设不但应该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而且还须政府、企业、政策、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只有指导思想正确、前进方向找准，齐抓共管，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就大、成效好的结果。

（四）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思想。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近现代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乡村建设90年，不仅使中国农业综合生产力、农村社会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初步实现了中国农村伟大复兴，而且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乡村建设思想理论体系，为世界乡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景新指出中共乡村建设思想的精髓在于：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准确地认识国情和判断时局，先后形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特殊性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近现代中国独立富强、乡村现代化快速推进的理论基石。第二，平均地权，耕地农有，农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和乡村建设的制胜法宝，是近现代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第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人为本一以贯之，是中国共产党高屋建瓴、动员农民夺取和巩固政权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复兴和乡村发展的源泉。第四，互助合作、乡镇企业发展、中心村镇建设依次推进，乡村产业、人口和文化集聚相统一，造就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是乡村发展理论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经验。第五，扫盲、义务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近现代中国处理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的典范。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鲁可荣教授指出，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辉煌发展历程，如果说建党初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那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的根据地建设则开辟了中国乡村建设的试验田。中国共产党通过成功开展苏区乡村建设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等。通过对中央苏区乡村建设实践及其思想的系统研究，可以比较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成败得失，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理论体系，总结乡村建设的中国经验，为继续推动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有效地支持当代新农村建设。

（五）

　　通过讨论，与会专家认为乡村建设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于当前的农村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郭书田先生指出，目前全国大学毕业生有630多万，就业问题十分突出，而农村将是他们就业的重要场所。同时，在农村从当地的产业需要出发，大力发展各种初、中、高级的职业教育，就地培养各种适用人才。在回顾乡村建设发展的历史中，我们要学习、传承和弘扬乡村建设先辈们为解决农民问题付出心血的奉献精神，他们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不能忘记的。

　　清华大学解安教授指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缺陷及其纠正均未跳出“单向流动”的窠臼。认为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单向流动模型。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破解中国的“三农”问题，需要以中国特色的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模型为依据，充分动员政府、NGO及其它社会力量，引导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回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湘潭市委党校楚国良先生在回顾惠农政策历史演变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我国现阶段惠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惠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政策执行所需物质基础不牢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央惠农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受到了种种因素的制约。首先，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经济人”政府阻碍政策的执行；基层政府的执行人员素质有所欠缺导致政策得不到良好的落实；政府部门条块分割、协调不畅，阻碍了政策实行。其次，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还很低影响其对政策的理解；农民话语权的丧失阻碍其对政策执行的反馈；农民“搭便车”思想阻碍其对惠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第三，惠农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不牢固。主要由于基层行政管理的主体乡镇负债累累，农村的金融体制落后、农业投资渠道单一，再加上资金管理不善、流失严重，使得政策没有得到充分的资源支持。第四，政策执行的运行机制存在弊端。主要表现在政策执行的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缺乏政策执行的控制机制和激励机制。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二是提高农民素质，提升惠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三是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四是强化惠农政策执行的监督。

　　与会专家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在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共同富裕道路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华西村实施的“一分五统”新农村建设理论，在解决“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建设、制度设计和实践探索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走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央精神，更符合当地实际的新农村建设之路。华西村用鲜活的实践诠释了共同富裕的真实内涵和操作路径，具有积极的借鉴和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