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8年第3期季刊
总第57期

主    编：程显煜
执 行 主 编：陈伯君

本期责任编辑：张晓雯
    
版式设计：林锡红
封页设计：成 石

主管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成都市社会科学院
  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成都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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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本期导读
城乡本是一盘棋                                                                                  编辑部
试验区建设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风险分析报告
  ———国企改革对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与镜鉴                           陈伯君 钟怀宇
 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李津逵
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王学人
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机制                                  卢阳春

政治研究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秦 宣
珍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传柱

灾后重建研究
农村灾后重建：现实分析与政策建议                                            郭晓鸣
以城乡统筹方式推进灾后重建                                                        陈家泽 周 灵
成都旅游业灾后重建的思考与建议                                                杨小英
创新机制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                                            王 健
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课题组
专家访谈

粮食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                本刊记者 张晓雯
聚焦成都
成都城市经济圈的特征与带动效应                                                陈 艺
加快成都物流业发展 助推试验区建设                                          康 明
主题论坛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从制度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新思路/党国英 土地制度改革的三个前提和三项建议/李昌平 我国农地制度产权特点分析/瞿商 农地承包经营权为何需要流转/傅晨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认识障碍/温锐 稳步推行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王杰 土地流转要保护好农民的投资利益/宋晓丽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应抓好关键环节/张建龙 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建议/何得桂

三农问题
四川特色农业发展的实践与展望                                                 黄基秉 袁 力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                                             柯炳生

法学探讨
中国法治改革30年解读：内涵、价值、结构 李新平

大家观止
老子：《道德经》                                                                       本刊编辑部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数量化理论                                          本刊编辑部

学联信息
金牛区启动社科巡讲大讲堂 切实推进社区教育工作金牛区社科联
发挥社联优势 为灾后发展把脉支招 郫县社科联
成都市青白江区社科联三项措施抓好理论工作 青白江区社科联

学术前沿
韩振峰／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十个重要视角 彭向刚／我国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趋势 雷艳红／“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之区分 张宜海／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 魏建国／普遍信任：法制现代化的深层内驱力 王正平／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季晓莉／利润和租金不能混淆 周业安／有限的财政分权造成短视的地方政府 贾康／县乡财政困难深层原因探析 黄廓／遗传资源获取、分享与知识产权 陈永昌／构建“三点式”社会公平分配新格局 王传荣／建国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及影响因素 王勇／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与适用 朱民／影响未来金融走向的新因素

本期导读
城乡本是一盘棋

      城市与乡村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形态。乡村是城市诞生与成长的母体，城市是乡村发展的希望与目标，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一盘棋关系。但由于我国在一定时期重工业、重城市，轻农业、轻农村，出现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不改变这种失衡状态，必然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影响国家整个现代化进程。所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把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任。王学人在《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一文中，认为城乡一体化应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阶段目标，城乡关联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同义语，城乡经济均衡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经济内容。卢阳春在《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机制》一文中，认为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建立合理的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机制对我国实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土地是财富之母、民生之本。20多年来，我国推行的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土地制度，顺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要求土地的资本功能和生产要素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分析改革的难点，探寻改革的亮点，把土地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让城乡的资源和要素科学合理流动起来，成为当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为此，本刊特组织了部分专家学者展开笔谈。瞿商认为要推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最根本的着眼点是要对现行农地制度中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党国英提出从制度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总思路是“放开产权，管住规划”。陈伯君、钟怀宇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认为业已在部分地区探索试验、以“确权”和“市场化”为主要目的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防范四大风险，提出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对策建议。李津逵认为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要让失地农民成为城市中的有产者，并就如何在现行的法规体制下，让农民的村庄建设用地资产升值，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以供参考。傅晨分析了土地流转是源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从理论上说可以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改进”。
      汶川“5•12”大地震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损失，以统筹城乡的方式搞好灾后重建，是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郭晓鸣看来，灾后重建应当有更宽阔的视野，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将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纳入一个大盘子统筹考虑，尤其要将推进区域内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目标密切结合，对村镇体系合理布局，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重构社会治理关系，从而初步完成灾区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陈家泽、周灵也认为要以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抓手，按照统筹城乡的方式启动与推进灾后重建。邓玲等课题组成员认为灾区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一种融入式的共建模式，提出了统筹灾区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八项对策与建议。
      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的城乡壁垒在逐渐消解。不论是农民进城务工所代表的人口迁徙，暂住证使用对户籍制度的消融，还是工业与城建扩张对农村土地的吞食，都昭示着计划经济时代僵硬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正逐渐被二者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所替代。党的十七大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出发，进一步确定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为今后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相信，城乡一盘棋，统筹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编辑部
      图1 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示意图

      试验区建设研究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风险分析报告
        ———国企改革对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与镜鉴
      ◎陈伯君 钟怀宇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对国企改革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认为业已在部分地区探索试验、以“确权”和“市场化”为主要目的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防范四大风险：一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偏离产权主体利益的风险；二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和农村社会阶层对立的风险；三是产权改革成本难以分解的风险；四是集体资产监管缺位的风险。由此提出防范风险的建议：改革必须坚持以诱致式制度变迁为主，保持制度变迁趋向与参与主体利益取向的一致性；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制度，促进农民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土地产权交易；必须努力构建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成本分解机制；必须实行行政与经济职能分离，建立有效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机制；必须坚持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风险分析
      [作者简介]陈伯君，成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怀宇，成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当前，我国以赋予农村土地资产属性为重点的新一轮产权制度改革已经蓄势待发。如何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把握其不确定性以降低改革风险，将是深化农村改革中需要关切的问题。国有企业率先进行产权改革的实践，能够为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提供有用的参照。对照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已经取得的经验和留下的教训，始终不渝地坚持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认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可能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未雨绸缪，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上予以预防，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能够在社会制度的支撑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持下以相对较小的成本代价稳健地推进。
      200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着力点：建立土地承包权登记制度，确保农村承包经营权证到户，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登记、备案等制度；培育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市场环境，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①。结合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可以看出“登记”———“确权”———“土地流转”———“城乡一体”———“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逻辑联系。城市经济中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的产权改革在理论、实践上的不断深化和完善，主要是从曲折的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不断取得进展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这种制度创新探索，却为如何确立有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提供了具有共性特征的产权改革经验，也就是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其产权改革可以从国有企业改革中获得相当有益的经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和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利推进的前置条件。

      一、国企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异同
      首先，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和深化农村改革的最大的共同点。
  “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国企经过十余年的产权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形成，活力倍增，成效显著，不仅使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得以肯定，而且也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重要生力军。据国资委统计：国企改革后，中央企业的资产规模日益扩大，经济效益快速增长，2006年实现销售收入达8.3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85.3%，年均增长22.8%；实现利润7681.5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155.5%，年均增加36.7%；上交税金6822.5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91.5%，年均增加24.2%。中央企业、国有大型企业在体制机制效益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国企改革的成效，足以说明产权改革对激活国企机制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改革虽然起自农村，曾经为国企改革提供了启示和方向，由于还没有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上着力，农村经济迄今仍处在市场经济的边缘，也难以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改革30年来，并不是国家对农村经济的重视程度不够，从1982年至2007年，中央已发出9个1号文件来解决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问题，国家对农村的资金投入逐年提高，可谓举全党全社会之力破解“三农”问题，然而，城乡差距逐年拉大的态势仍未扭转。1982年农民全年平均每人纯收入为270元，城市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798元，级差为520元，收入差距为1﹕2.96。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级差已经达到9646元，是1982年的18.55倍；城乡收入差距为1﹕3.33，高出1982年的1﹕2.96。可以说，2002年至2007年是新一届政府高度关注和力求破解“三农”难题的五年，是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这期间，“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即使农村有如此利好的发展条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7703元增加到2007年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五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3.11上升为3.33②。仅就2007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我国第一产业比上年增长3.7%；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比上年增长13.4%、11.4%，我国城乡经济增速相差近10个百分点。可见，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虽然出台的政策很多，资金的投入也很多，由于在农村没有像对城市经济那样进行市场化改造，没有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在农村无力发挥，国家解决城乡发展的政策和举措收效甚微。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严肃地告诫国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特别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还相当突出，改革攻坚任务繁重。”
      综观国企改革的成效和经验，可以得出结论：农村经济也只能在产权改革完成之后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大环境，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才能有跨越式发展。所以，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经济产权制度，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攻坚的任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参考国企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
      其次，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农村土地产权改革，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当时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10多年，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已经相当活跃，市场经济已呈不可阻挡的态势。特别是在改革方向上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受传统体制和机制束缚的国有企业，面对新兴经济成分的市场竞争和逐渐失去体制支撑的双重挑战，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如果不对国有企业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话，的确存在如夏天的冰棍被化掉的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企改革拉开大幕。
      如今，农村经济也面临城市化、工业化、缩小城乡差距、发展现代农业的多重挑战和冲击。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突飞猛进，土地作为资源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发展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在现行制度约束下农村土地缺乏市场化的资产属性，以小块土地分割为特征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所有权固化和虚置的情况下，以其经济、行政和社会保障等复合功能限制了土地资源的流动性。要打破这种土地资源的流动性限制，就必须从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入手。同时，城市对农村土地资源的索取还受到国家出于粮食安全考虑的对农村土地功能的刚性制度红线的制约，而通过对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使农村建设用地能够得以集约使用，从而节约出足够的土地以满足城市的需求，就成为在国家农村土地功能制度红线下惟一能够实施的路径。这是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正日益受到高度重视的外部原因。从农村内部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形式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大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由于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变化而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展，要求土地作为一种市场资源在流动中实现优化配置，要求农业经济以组织化的形态参与市场竞争。而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阻碍了农村生产力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进一步提高的可能，农民持续增收受到了严重阻碍。因此，在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通过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提高农村土地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配置效能，实现农民在更高层次的持续增收能力，就成为来自农村内部的强烈改革愿望，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内部条件开始成熟。正是在这种内外的制度变迁动因的推动下，新一轮大规模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正处于酝酿和躁动之中，在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广东，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试验甚至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
      但是，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置的国企制度改革有明显的区别。首先，产权改革的主体不同。工人作为企业的主人，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农村土地承包地的所有权属于由农民组成的集体，并且使用权属农户，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体必然是农户。农民作为承包地的主人，对承包土地拥有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产权要素，是国家法律和国家政策确定的，在现实中有明确具体的归属。所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体必然是农户。这就决定了产权改革对利益调整的情况完全不同和产权改革的主体不同。第二，改革的重点不同。农村土地改革的重点是落实国家法定所赋予农民的权利，在法定的框架内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中央对农村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是：建立土地承包权登记制度，确保农村承包经营权证到户，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登记、备案等制度；培育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市场环境，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③。所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着力点是“确权赋能”，将宪法规定的农村各种产权通过权证的形式确定下来，确定到户，并赋予可流转的、市场化的资本禀赋。第三，改革的动力不同。一方面，国企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国企改革是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趋势下，由于传统体制和机制的束缚面临生存危机而被迫进行的。当时的情况是，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因而改革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生存的需要。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虽然也有大势所趋的要求，但现行的农村土地经营形式还能够维持农民的基本收入逐年提高，农业发展还能够不断跃上新台阶，就农民的意愿而言，远远不是“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的情况，大量农村土地撂荒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因而推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动力只能是农民的比较利益和预期利益。清楚了这些差异，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制度设计、机制设置和政策安排，就必须与国企改革有所差别。
      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农村，只要是产权改革，必然会出现原本被传统体制所凝固、仅具有符号意义的公有财产迅速被激活，凝固的公有财产迅速演化为可流动的资本。所以，在具有大量存量资产的国企和农村，产权改革不仅是市场化、资本化的过程，而且是盘活存量的过程。由于这个被盘活的存量资产要进行产权改造，事实上这个过程也就必然有很大资产再分配的空间。为什么国企改革能够吸引那么多企业外部的关注，为什么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使各个群体虎视眈眈，原因就在这里。产权制度改革是对各个利益群体的重大利益调整或重新配置。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理想状态是通过产权改革，使农村集体和农户不仅享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而且这些被改革盘活的资产演化为资本，农民用自己的资本、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来发展农村经济。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换种方式破解“三农”难题。
      面对蓄势待发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们必须对国企改革的教训引以为诫。国有企业在“改不改”上不存在问题，问题出在“怎样改”上。国企改革不容争议地存在着国资流失和国企工人与国企领导层之间利益调整普遍偏离“成本分摊、利益均享”的公平原则。虽然“怎样改”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后果却可能触及社会制度。国企改革留下的问题迄今还是改革反对者扭住不放、质疑改革方向的把柄和硬伤。工人农民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保护的利益。由于中国农民还是占人口大多数，由于城乡差距，由于国家关于“三农”利益的法律法规还落后于城市，建立起来的利益保护体制还较脆弱（比如农民上访维权的比例大于城市居民），如此等等，对于涉及利益重大调整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风险比国企改革大，涉及面也更广。国家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慎之又慎，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对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必须有清楚的认识。

      二、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面临的风险
      1．产权改革过程中偏离产权主体利益的风险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如果所有权界定清晰，并且各种类型产权主体能够充分行使其所有权下的各项权益，产权交易是能够形成既定交易规则下的权益均衡的，也就是说，产权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可能会出现偏离情况。但问题是，在我国的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公有企业资产的产权主体很难被确定或找到真正合适的代表，无论是国有资产还是集体资产，其所有权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概念，特别是以国家所有权形式存在的全民所有制，国家作为全民资产的代表在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管理上却力不从心，这导致了国家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博弈中的逐步退让。当然，相对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国有资产的全权职能下的企业经营的低效率情况，国家在国有企业产权激励方面的权益让渡是必然的，但是在国有资产产权主体事实上被虚置的情况下，有些权利让渡明显过度，国家以及全民的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实际上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偏离和损害，这就是在以后的理论界所广泛讨论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迄今为止，包括国有和集体在内的公有制产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其产权交易主体被限定在了国家（或集体）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这在明确有效率的企业所有权安排方面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国有（集体）企业的真正主人翁的企业职工却被排除在了产权交易的均衡博弈结构之中，企业职工的利益诉求演变为单纯的人力资源所有者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这种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合理产权交易规则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却未必是公平合理的安排。工人作为国有企业的主人没有议价权利，并且在整个国企改革中成为了改革成本的最大承担者，成为了改革过程中强势力量“暴力潜能”④释放的对象。虽然从整个改革结果来看，工人最终会从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获益，但在企业之中并没有形成工人能够同步享受改革成果的利益协调机制。时下热议的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实际上在国企改革的不完全的产权利益格局中就已经注定了工人的利益问题最终会成为社会问题。
      在对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中，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因为从根本上讲，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民个人所有制的集合，农民是集体产权的最终所有者，但农民个人并不拥有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仍然存在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当农民只能以其用益物权与缺位的集体所有权进行产权交易时，可能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集体所有权在产权交易中完全退让，而农民获得对产权交易的大部分权益要求，这种情况从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来看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另一种情况是，集体在捍卫公权力的名义下，以强力行使集体所有权而导致农民权益的被剥夺。只要有公权力的保障，农村集体与国家一样，在制度变迁中就具有“暴力潜能”，产权交易的结果可能会背离农民的利益诉求。这种情况虽然并不是现实情况，但在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因为，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与国企改革一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强力集团的强制推进为主要动力的，这就为强力集团的“暴力潜能”的释放提供了条件。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新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动因来自并无产权交易资格的第三方（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必然在自己无法参与的产权交易中寻求其利益代理者———农村集体，而农村集体虚化的产权所有者身份为这种代理提供了可能。当地方政府具有强制性的公权力通过农村集体获得传导机制时，农民在产权改革中成为权益被剥夺的对象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如果这种改革的结果是以农民利益被掠夺为代价，我们很难想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能否继续推行。因为，归根结底，农民才是农村土地的最终所有者，农民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最终决定权。
      2．改革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和农村社会阶层对立的风险
      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副产品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暴富阶层，这些暴富阶层或者是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原来的经营管理者，或者来自一部分“下海”的前政府官员，或者来自参与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民间人士。尽管他们获取国有资产的途径和方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共同的是，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不是通过辛勤劳动所获得的积累来等价换取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控制，而是凭借其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在企业中的权势地位、在国企资产重组中的优势地位等，以各种巧取豪夺、瞒天过海、暗渡陈仓等方法，以极小的代价获得了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让渡，成就了中国社会一夜暴富的神话。2004年的“郎顾之争”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注脚。尽管学术界对“郎顾之争”的认识存在着极为分明的分歧。但国企改革造就致富神话却并不是一个臆想的状况。
      在中国农村，极大地存在着通过低价获取大量农民手中资产化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而暴富的可能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等物权的明确，赋予农村土地资源流转的特性，以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土地的流转是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必然结果。从理论上讲，如果产权交易市场健全和完善，产权交易的信息充分、具有足够的博弈空间，交易中一般不会出现一方贱卖资产的情况。问题是，在产权交易初期，在资产价值还未能通过市场的反复交易而明确的情况下，单个的农民在缺乏足够信息的情况下，在对资产价值缺乏认识和足够的信心的情况下，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农村农民急需获得资产变现的情况下，仓促的交易行为可能会大量发生。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在农村中具有一定实力的农民，甚至来自农村以外的购买者，可能会从这种交易中获得巨大利益而成为农村中的暴富阶层。另一方面，在当今农村，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或资产，也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来源，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农民失去其生计保障，如果不能从其他方面获得谋生途径，就有可能造成农民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中的迅速赤贫化。这种情况在前苏联解体不久的休克疗法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如果在制度设计上不考虑农村产权交易的真实性反应要求，如果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健全跟不上，如果非农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跟不上，农村产权改革重蹈休克疗法的覆辙并不是危言耸听。
      3．产权改革成本难以分解的风险
      任何改革都必须付出成本，对国企改革是如此，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也是如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对改制企业职工的分流下岗是构成国企产权改革成本的主要方面。在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成本上，国家承担了大部分损失，是国家以国有资产让渡来换取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从总体上来讲，这种损失还在国家能够承受的能力范围内。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企业职工的下岗分流和补偿则，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政府是个极大的负担，虽然国家通过建立城市社会保障系统，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纳下岗人员，对部分下岗人员进行补偿等，努力分解改革成本，但在成本分解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阵痛是巨大的。实际上，主要承担这种体制改革成本的仍然是国企下岗工人，相当部分下岗工人承受了下岗后的生计艰辛、再就业的磨难，为国家的体制转轨负担了自己并无过错情况下的损失。
      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虽然农村集体经济已经衰落，但集体对农民承包地的所有权、对农民宅基地的所有权都是巨大的集体资产。理想的状态是：这些被凝固、仅具有符号意义的集体资产，一经市场化、产权化改革，就将被盘活，成为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的巨大资本。如果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导致农村集体资产流失，集体经济难有重大发展，农村公用事业难以正常运转，这将是远比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还严重的问题，它所构成的改革成本可能会演变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混乱或停滞，这是与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提高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初衷相违背的。因此，如果不从农村社会公用事业建设保障机制改革、不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等制度变革的保障条件入手，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可能会因为其社会成本无法有效分解而难以为继。
      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将使农村土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其附带结果可能会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这也将成为农村产权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本。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家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增加城市就业岗位以及对下岗人员的补偿和再就业安置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而在农村，在现行农村的自我社会保障状况下，单靠农村自身的努力是根本无法解决上述问题，另外，如果城市还缺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农村的这些剩余劳动力可能最终成为新一代的农村无业游民，从而对农村的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4．集体资产监管缺位的风险
      目前国企改革的重点已经从国企改制转向了国有股份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优化方面，因为国有股的所有权权益的最终实现还必须取决于合理的所有权安排，即取决于多元化股权结构下，剩余索取权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理配置。所有权与剩余索取权匹配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督约束，这也是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在目前，国资委的成立，使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体制上有了保障，国资委作为国有股份的所有者代表对国有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形成监督约束，同时国资委以其国有股份的保值增值责任接受国务院的监督约束。这种国有资产管理格局尽管在国资委的功能设置、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等方面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具备，国有企业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也具有了体制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优化是可以实现的。
      与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不同，在农村并没有专门的集体资产管理机构，对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仍然由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农村集体进行，实际上是由村干部负责。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的农村集体资产的经营缺乏公开性、透明性，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村民对村集体资产经营的监管既缺乏知识，也缺乏有效手段。在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中，农村集体经济不会受到削弱，反而会进一步加强，因为有组织的产权交易效率肯定会高于分散的单个农民进行的产权交易，这是避免单个农民因缺乏交易信息和交易知识而导致利益受损的一个有用的制度保障。但目前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监管不仅缺乏体制保障，甚至在监管主体上也是缺乏的。如果不能解决农村集体资产监管缺位的问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能会变成少数人攫取公共利益的工具，成为个人暴富的手段。农村集体资产监管风险的存在有可能成为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一个强大阻碍。

      三、如何防范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1．在农地制度改革中，必须坚持以诱致式制度变迁为主，以强制式制度变迁为辅的原则，从而保持制度变迁趋向与参与主体利益取向的一致性
      国有企业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在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中充分重视诱致因素的作用，以谨慎强制的方式不断修正制度变迁轨迹，从而保证了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和方向的正确性。在农地制度改革中，由于国家不能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参与制度设计，对制度变迁的诱导就至关重要。由于在现今市场条件下，地方政府有成为农地制度变迁主体的内在冲动，因此必须防止各级政府在对农地制度改革设计中的越俎代庖，从诱导制度变迁变成主导制度变迁的情况。否则有可能出现农民利益受损而使改革难以为继的情况。
      2．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制度，提倡农民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土地产权交易，降低农民进行产权交易的风险
      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必须在规范化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这是维护农村土地产权有序与合法交易基础制度条件，也是维护农民各项产权权益的基本制度条件，因此，在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中，必须充分重视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制度建设和完善。
      由于单个农民在市场信息、交易知识、谈判能力等方面的局限，以单个农民进行的产权交易缺乏稳定性，一些地方屡屡发生农民在产权交易后，因发现其转让的产权实现了较大的价值而反悔所引起的纠纷，这将影响到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效率。因此，将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在产权交易中的谈判能力，才能真正维护农民的权益。这也是避免在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初期，农民大量土地权益流失和少数人攫取农民权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3．在农地制度改革中要充分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努力构建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成本分解机制
      重视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的改进和创造是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经验，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关系到农地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行的重要外部条件，因此必须充分重视。
      当今农地制度改革的一个现实障碍是农村土地兼具经济和社会保障的双重职能，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依靠农民的自我保障、土地保障，因而农村的社会保障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农地制度的改革可能使农民的本来就脆弱的生活保障能力也丧失掉，从而导致农民对农地制度改革的焦虑和抵制，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农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与国企改革一样，农地改革中出现的溢出成本也应该由政府负担。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难是一些地区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有关。在当地不具备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而又缺乏向其它地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渠道的情况下，农地制度的改革应该谨慎进行。
      4．在农地制度改革中要实行行政与经济职能分离的农村行政体制改革，为建立有效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机制创造条件
      在国企改革的第二阶段，实行政企分开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必然受到行政目标的干扰，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权难以保障。同样，在当今农村集体村社合一，经济与行政职能复合的情况下，农村集体难以成为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主体。实现农村集体组织经济与行政职能分离，是建立有效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必要前提。只有实现了农村集体组织经济与行政职能的分离，才能切断政府对农村集体组织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的渠道，才有可能实现农村集体组织向市场化经济主体的转变，才能提高集体组织的活力，增强集体组织的市场适应能力，提高制度运行效率。
      5．在农地制度改革中要坚持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全国范围的同一性，因为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其对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要求是全国性的，同时国有工业企业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种变革要求有相当大的适应性。因此，整个社会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国企改革的制度变迁条件也在整体上逐渐成熟，国企改革也因此能够在全国推行。与国企改革不同，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带有较强的地域性，取决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和当地社会保障支持系统的成熟程度，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严重的不平衡格局，这就意味着在农地制度改革不可能采取“一刀切”式的举措。衡量农地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先进程度，而在于其对当时当地经济发展要求的适应程度。因此，在农地制度改革中应鼓励因时因地制宜，努力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

注释：
①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08年1月31日.
②以上结论根据《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数据计算.
④诺思认为国家具有一般社会组织所没有的“暴力潜能”性质，对“暴力潜能”分配的平等或不平等，使国家具有了“契约性”或“掠夺性”的不同性质。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1—22页.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2][美]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靳相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研究的述评[J].中国农村观察，2003（2）.
[4]丁孝智、季六祥.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进程及效率评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1）.
[5]邹小华.市场的逻辑与产权结构变迁[J].经济体制改革，2006（6）.
[6]陈伯君、钟怀宇.论重建农村承包地的产权主体[J]，天府新论，2007年（6）.

统筹城乡建设用地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李津逵

      [内容提要]“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其前提当然是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财产性的收入。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要让失地农民成为城市中有产的劳动者。文章在分析失地农民问题的由来基础上，认为失地农民迈向有产者需要经过从无产者到有产者，从“死资产”到“活资产”两道门槛。就如何在现行的法规体制下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让农民村庄建设用地的资产升值，笔者认为从实践中的案例来看，有三种解决方案可供参考。
      [关键词]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失地农民；财产性收入
      [作者简介]李津逵，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

      党的十七大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进入加速城市化阶段以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大贡献。旗帜鲜明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内涵，这就是有产者的社会主义。
      “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其前提当然是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财产性的收入。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建设用地，要让失地农民成为城市中有产的劳动者。
      一、失地农民问题的由来
      加速城市化中一个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就是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一是增长快，保守估计每年500多万；二是数量大，总数超过4000万。三是因失地而致贫：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据2003年九三学社一项调查）。全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1993至2005的十年时间里从8千件上升到8万件，并从税费争议多发的中部地区，向着土地纠纷多发的东部地区转移；被告方从乡村基层演变为市县政府；抗争的方式也从上访、宣传演变为到市政府、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要道的静坐请愿。（于建嵘，2006）
      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最大的国情背景，就是从国家工业化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这里所说的二元结构，特指50多年的计划体制下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不公正待遇，也就是人为的城乡分割。
      表面看来，二元结构不公正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身份隔离。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居民发展机会不平等，农民被固着在有限的耕地上，在就业、教育、迁徙、卫生保健等各方面的权利无保障甚至被剥夺。但是，如果注意到在沿海一些工业化和城市化先发地区，农民拒绝“农转非”的事实，就不难发现，在一种东西面前，城市居民身份所携带的诸多权利都相形失色，这就是农民所拥有的资产。珠三角、长三角都有这样的地区，农民通过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拥有每年会带来红利的集体经济股份，拥有可供出租而获得收入的宅基地，这些资产带来的收入，比起城市居民因户籍所拥有的各项权利来说毫不逊色。二元结构对于农民最大的不公，体现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发生交换的环节。在这种环节中，由国家单方定价，剥夺了农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平等交换的权利。这种由国家垄断了全部的基础性资源配置的权利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妨称之为“国家工业化”和“国家城市化”。
      计划经济时期粮食“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6000亿至8000亿元的代价，而近年来在城市化中征地过程的“土地剪刀差”，每年农民付出的代价都在6000亿至8000亿元。失地农民问题的由来，在于征地补偿的方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费”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设立这样的征地补偿标准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者不需要成为有产者。因此八级工资制下，工人的收入仅仅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将农村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而由国家征地造成的失地农民，只需要对其劳动收入做出补偿。
      人民群众是无产者。土地管理法规在征地环节的贯彻结果，恰如立法指导思想一样，农民成了城市中的无产者。被剥夺了以资产参与和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无产者的社会主义。
      二、失地农民迈向有产者的两道门槛
      在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2%左右，只有约1.3亿户、只占全国总人口10%的中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刘敏，金融时报2007年11月16日）。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更少，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人均仅为77元，增长16.5%，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2.6%。（海洋，2006）
从目前城乡群众财产性收入的低水平，向着2020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使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一项重要的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一定要跨越两道门槛，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将死资产变成活资产：
      1、“谢若登门槛”：从无产者到有产者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谢若登，在其1991年出版的《资产与穷人》中，对传统的反贫困福利措施提出了挑战。在谢若登看来，“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政策，主要以补助贫困家庭收入为基础，而社会政策也应当重视家庭资产积累，因为只有这样家庭和社区才能持久地参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拥有资产除了能够延迟消费以外，还很有可能产生其他许多积极的影响，包括更明确的未来观，更稳定的家庭、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妥善的财产管理、更积极的社区参与等。”他发现：“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储蓄、投资和资产积累，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将福利政策集中在收入和消费上”。他认为：“ 穷人如果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与心理上摆脱贫困，就必须在体制中积累一种“股本”，即以某种形式拥有资产”。（谢若登：《资产与穷人》）谢若登的主张令人想起中国一句古语：“有恒产者有恒心”。
收入只能填饱肚子，资产则能改变头脑。收入只能维持消费，而资产则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互动方式。有了资产，人们开始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财富不是收入、支出和消费，而是资产储蓄、投资和积累。很少有人靠消费来脱离贫困。谢若登从美国全国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了一个趋势：从1970至1984年期间，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而资产收入的比重上升。两者比例从1970年的82.2：17.8变为1984年的77.5：22.5。说明劳动仍十分重要，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财产（资本或资产）正稳步地变得更有影响。
      但是，在济贫的福利政策中，穷人的资产积累不受鼓励甚至不被允许。有关的补助计划都包含着“资产审查”，禁止贫困家庭拥有最低限度的金融资产。谢若登提醒读者不要忘记福利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美国福利政策最初是凯恩斯的一个创造，用以在经济低落时刺激消费需求。宏观经济的这些基本思想主导了福利国家的形成，使福利国家以收入为基础，以消费为取向。《资产与穷人》这本书在1991年出版发行以来，引发了对于福利政策的讨论，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书中所倡导的“个人发展帐户”已经在全美40多个州出现，并得到联邦立法的支持。
而在我国以往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中，同样是只给农民补地价和青苗款自住的消费品，没有考虑为农民留下一笔可以升值的资产。甚至农民将安置区中的住宅用于出租取得资产性收益时，还被讥为“食利阶层”。
      2、“索托门槛”：从“死资产”到“活资产”
      如果说从无产到有产，是跨过了“谢若登门槛”，那么所拥有的资产合法化，或者说从“死资产”转变为“活资产”，就可以称之为跨过“索托门槛”。
      赫尔南多•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成功，却在东方失败？根子在于东方穷人的资本是“死资本”。
索托和同事曾经计算过，全世界的穷人拥有的财产大约在9万亿美元，主要是住宅，这远远高于外界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由于这些财产没有任何记录，所以他们不能以此作担保去借贷。一位棚户区的居民要想获得利马市政当局对于自己住宅的合法权利认可，需要办728项手续。相反，西方标准化的法律能够使人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房置产，用房屋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允许一个公司的资产分割成很多部分，可以公开上市进行股票交易，并使财产评估成为可能……这一切都是在人们遵循当地约定俗成的法律规范下进行的。大家习以为常，因而发展出成熟的市场经济。索托主张，通过赋予那些非法居住者对他们自认为属于自己的财产以合法权利，使之成为小资本家。只有这种得到法律承认的财产权，才能把劳动转化成资本，而没有这种法律承认，陌生人之间就不可能签定合同，由此，市场就受到局限，财富增长就缓慢。19世纪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勉强地承认了西部移民和金矿占有者的财产权，从而使美国资本主义一跃而居世界前列（郑友林，2005）。
      谢若登与索托的主张，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事实所证明。农民的富裕决不可能是政府补贴出来的。政府对于三农所做的最有成效的事情，不是补贴救济而是“松绑”，也就是撤消强加给农民的种种不合理的岐视和剥夺，哪怕是默许农民普遍的建设性的“违法”行为。关键是“放活”，而“多予、少取”则是锦上添花。农民最需要的是在市场上自主选择的权力，而不是政府的补贴救济。取消农业税，平均每个农民一年的获益不过百元。这相当于珠三角最便宜的出租屋的月租。所以，给失地农民留一块资产，才能将农民从被剥夺、约束、安置、补贴、救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也将政府从先将农民致贫再到农村扶贫的怪圈中解脱出来。
      3、让农民村庄建设用地的资产升值
当前中国城市建设面临着两方面压力造成的矛盾：一是加速城市化中的城市空间扩张，二是与国家粮食安全必须的耕地保护政策，出路只有向村庄建设用地要，从而拓展城市的空间。据2004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显示，到2004年10月31日，全国城镇建设用地0．51亿亩，村庄建设用地2．48亿亩，城乡人均建设用地相差悬殊。
      据我们在各地调查，华北平原经过上世纪80年代村庄整治的地方，每户农宅院落占地约三四分地、川渝地区的农家宅院散落山区丘陵间，户均一亩左右，而在湖北有的国营农场，村庄用地户均可达1.6亩。随着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大量的新房人去楼空，这些死资产急待盘活，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未来城市建设用地，势必要与农业产业化、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通过耕地的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整合出城市发展的新空间。这既是严格的耕地保护下城市扩张的新途径，同时也是农民跨越两道门槛成为有产者的重大契机。
      五倍于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建设用地，是中华民族在城市化中宝贵的生存空间，也是一笔在城市化中有着巨大升值空间的财产。与耕地不同，农村宅基地的集体所有的属性更多是名义上的，正因为如此，从“集体”中占用宅基地成本也最低。在国家城市化造成种种矛盾而难以为继的时候，在中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时候，首先是“放活”，就是还农民以农村建设用地的财产权。 
      三、在现行法规体制下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方案参考
      法律的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法律的负作用也就在于制约了冲破阻碍生产力种种束缚的创新活动。由于中国农民在关涉自身利益的重大立法如《土地管理法》过程中缺席和失语，农民利益的诉求就往往表现为集体的、建设性的“违法”。先有社会普遍的行动，后有法律的追认，这也是普遍的规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可以说发生在农村的所有伟大的进步，都是农民集体的、建设性的“违法”，冲破计划经济下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法规制度而推进的。
      但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法律体系已经开始了向着保护社会主义有产者的方向演进。今年实施的《物权法》对于“用益物权”给予了界定和保护：土地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任何主体都可能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由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群众拥有财产性收益得到了法理上的统一。
      可以预见，建设有产者的社会主义方向将不会逆转，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土地制度必将会有根本性的变革，但法律体系一定会表现为长期滞后，这就使得未来在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种种进步就难免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违法”。
      辩证法还将等待历史，但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在现行的法规体制下如何统筹城乡建设用地？从实践来看，可能有三种解决方案：
      方案1、“农民煸风点火，政府推波助澜”
      这是朱厚泽同志（2004）形容温州民间工业化道路的一句话。三十年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推动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是农民以普遍的、建设性的“违法”冲破旧体制的束缚，而政府在与农民的博弈中，不断地做出边际的调整。
      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争取不再要饭的权力，自由市场，是中国农民争取农产品的自主经营权；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争取与国企平等竞争的权利；三来一补是中国农民争取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权利；民工潮是中国农民争取自主择业的权利；城中村、小产权，是中国农民在城市化地域争取拥有财产、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权利。这些集体的建设性的行动，从当时来看，都是某种违规甚至违法的行为，但都对生产力的解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农民以建“城中村”的方式参与城市发展，提供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廉租屋，弥补了二元结构下高速城市化造成的住房供求失衡。
以深圳为例，1986版《深圳经济特区城市规划1986—2000》确定，2000年城市人口规模为110万人（80万常住人口，30万暂住人口）。但是到了2000年五普显示，特区内人口以达256万人，超出了一个特大城市的人口，住在哪里？在城市规划开天窗的地带———城中村。
      “城中村”的空间形态是怎样形成的？特区建设初期政府给予本地农民的建房标准是：宅基地100平米，建筑不得超过三层（240平米），没有为市政管道、道路、消防等预留空间。可见隐含的前提是：1、农民新村不是城市的组成部分；      2、农民只能拥有自住物业，不应拥有出租物业。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带来与日俱增的住房需求，深圳农民瞄准出租屋市场，在宅基地上盖起的楼房越来越高，从两三层到七八层、甚至到十层以上。逐渐形成了“握手楼”、“一线天”的空间形态。
      “城中村”抢建的“政策周期率”可以看出，城中村又是政府与农民在执法与违法间博弈的结果：1989年特区内实行土地统征；1992~1993年特区内城市化，宝安撤县建区；1999年3月5日，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明确此后所建违法建筑一律查处，对农民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宅基地财产升值都是一种威胁，也就成为刺激城中村迅速抢建的动力。2001年10月17日，深圳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出台了两个文件，《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若干规定》和《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两规”基于将1999年3月5日前建造的农民房当作历史遗留问题，有条件地承认其合法产权，结果却与“既往不咎，不许再建”的初衷相反，诱发了又一次抢建风潮。2003年宝安龙岗两区全面推进农村城市化，镇村改街居，引发了最近的一场违法抢建。
      政府在与农民博弈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调整城中村的政策，也就是对城市化中土地财产升值中农民应分享的比例做边际调整。2004年在宝安龙岗两区全面推进农村城市化时，政府按行政村划定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为：宅基地户均100平米（建筑面积480平米）、工商用地人均100平米、市政配套用地户均200平米。这已经远远优于特区建设初期政府给予本地农民的建房标准。
      城中村在为数百万外来人口提供低租金住房的同时，也给原住民带来的丰厚的财产性收入。据深圳市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统计，深圳农村股份合作经济拥有物业面积1亿平米以上，按投资价值，总资产700亿。城中村私房租金每年达百亿数量级。这使得30万原住居民摆脱贫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毫无疑问，象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与环境保护等等的法律是不能违犯的，因此这种解决方案在实践中更需要科学与艺术。
      方案2、政府在推动工业化中主动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先发地区在调动市场的活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创造了多种模式。但是，在区位优势不明显的欠发达地区如何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使当地农民同步富裕起来？山东省德州开发区实现了从开发到富民的大循环。
      工业化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需要营造一个招商引资的环境，这个环境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环境收费———也就是政府的各种税费就要“打折”，同时也就必然造成本地农民以并不高的补偿代价失去一部分土地。没有人民群众的这种付出，就没有工业化的基本前提。
      德州经济开发区在征耕地的同时，对于农民集体既有货币补偿又有留地安排。最初是按照每亩3万块钱的征地补偿标准，同时按照人均一分四的标准，给农民留出发展用地。最初管委会设想，征地款“一级所有、三级管理”，存入银行，用利息来改善农民的福利和保障。但是利率一降再降，降到了钱放在银行里就贬值。开发区管委会把征地补偿款和留用地结合起来，将补偿款变成不动产。现在开发区建成区范围内的22个村子共有61万平米的不动产，这61万平米的不动产基本都租出去了。以不动产出租的收益来改善村民的福利与保障。
      工业化带起了开发区的人气，地价不断升值；时机成熟的时候，开发区改造旧村让农民适时上楼。旧村改造中宅基地是按院子补偿的，每个院子补偿15万元，安置上楼的标准，每人40平米，再加每户40平米。例如，4口之家就有200平米，可以住一套租一套。这就使农民走进城市后成为有产的劳动者，为农民做出了一个长远的安排。
      德州开发区在征地开发和补偿安置中的做法，是使农民成为城市化过程的参与者和成果的分享者。不仅是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居，还带来了就业转型和收入结构转型的机会，其中重要的是农户的资产性收入和来自集体的福利性收入。在一个高效亲民的政府安排下，农民的失地换来了工业进入，带来了人气旺盛，提升了地价，农民的财产升值收入增加，分享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成果，完成了从开发到富民的大循环。
      方案3、城乡统筹发展商
      在大量的城乡结合部地带，在政府有限财力投资城市基础设施鞭长莫及的地方，一些有实力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与监管下，在与农村集体以平等合作契约下开展统筹开发已渐成趋势。如顺华集团在北京杨庄、上海置地在罗店、三江集团在武汉柏泉，都属于此类实践。这种合作与前几年土地一级开发最大的不同，是企业与农村集体平等合作的方式，通过增减挂钩将农村建设用地开发为城市建设用地，而政府或以税费或以股权获得与这片土地上公共支出相应的财政收入。这样的企业，因其实施了城乡统筹的使命，可以称之为“城乡统筹发展商”。
北京通州杨庄案例
      顺华集团在北京通州杨庄———一个当年的城乡结合部，地上脏乱差、空中蜘蛛网（高压走廊）的地方，建成了一个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服务业发达的城市新区。
      顺华集团在北京通州杨庄的项目，其土地的获取并非由政府征用再出让，而是通过集体土地资产化的形式实现的。
      杨庄村将用于合作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评估后，按30%用于解决农村人口养老医疗等保险费用、30%作为村集体预留管理、40%作价入股与顺华集团组建股份公司的思路，实现土地的资产化。土地资产化的运作模式解决了杨庄村村民土地被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后顾之忧，其解决途径是，第一、村民的养老及医疗保险通过前两个30%解决，村民的失业保险金和村民福利的发放也都是通过这两个30%来解决；第二、村民住宅的解决，通过实施村民上楼工程，兴建村民搬迁楼，鼓励村民购置商品房等多种方式来实现。最重要的解决方式仍然是兴建村民搬迁楼，其标准和格局比照商品房进行开发，以保证搬迁楼不会在几年或十几年后又成为拆迁对象；第三、村民的收入，主要分为三块，一是集体福利部分，二是劳动所得，三是村民变股民后的红利收入；第四、村民就业的主要途径是：一是顺华集团通过建设开发，创造的部分物业管理、餐饮、售货、酒店服务等第三产业就业岗位，二是顺华集团在未来的商业设施等方面给予村民优惠，鼓励村民作为个体劳动者从事经营活动，三是在当地经济繁荣后衍生出来的服装加工、个体运输、车辆修理等就业渠道。可见，杨庄村村民的土地资产在与顺华集团的合作中升值，村民们不仅拥有新的就业岗位、拥有养老及医疗保险、拥有城市的住房，还拥有股份分红，成为名副其实的有产的劳动者。
      城乡统筹发展商作为统筹城乡建设用地的主体，有着四个特点和三个使命。
      四个特点是：发现价值、承担风险、整合资源、创造财富。
      ———发现价值：企业家具有与众不同的慧眼，能够发现土地潜在价值，企业不同于政府的地方，在于政府往往将一件完整的事情分解成多个部门的工作任务，而企业则会集中全部的力量汇聚于一个项目，企业进入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有可能摆脱浪费挥霍的“国家城市化”，才有可能将宝贵资源的价格信号显现出来，为社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承担风险：企业对于自己的判断要承担风险，因此在对开发方向项目选择的判断上必定实事求是，而不会为投资而投资做“可批性研究”。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中伴随风险，其机遇只在城乡结合部一些价值尚未明朗的地带。如果是明摆着会高增值的地方，地方政府或者出于财政的考虑，或者要避利益输送之嫌，都很难将其划给企业经营。
      ———整合资源：这是企业最大的功能，且既非农民所长亦非政府所长。为了实现一个地方的价值，企业将相关资源整合一处，这种能力就是创新。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过程就是片区价值实现的过程。这个区域的蛋糕既可以做大，又能够做贵。蛋糕做大了做贵了，相关各方就可以分享到更大的分额和价值。
      城乡统筹发展商的三大使命是：为地方建功、为百姓造福、为企业赢利。
      ———为地方建功：以提升区域竞争力为出发点。例如顺华集团在杨庄开发的超大型购物公园，填补了周边地区大型商业的空白，提升了通州区的商业竞争力；上海置地在金罗店建设的高尔夫球场和会议中心，使罗店镇成为上海郊区重要的城市服务业高地。这种项目的决策和实施，不可能简单地由政府各部门照章办事来完成，需要有实力有眼光有胸怀的企业，将项目从一个梦想推向成功。
      ———以改善三农状况为己任。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与监管下与农民集体合作，共同在大都市的郊区地带造城，同时妥善地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城乡统筹发展商”模式的要义，其核心就是让农民成为有产的劳动者。
      ———以可靠的赢利模式为基础。企业要通过开发赢得合理的利润。企业的天职是赚钱，不赚钱的企业就是在浪费社会的资源。不赚钱的企业也不具备改善三农状况的能力，是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企业的赢利模式，是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富裕、当地财政的增收、当地生态的保护同步实现的。企业不是竭泽而渔，而是在谋求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谢若登《资本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商务印书馆2005年9月第一版.
[2]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城中村改造工作年报》（2005年）.
[3]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4][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5]段应碧主编《统筹城乡发展》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王学人

      [内容提要]文章首先对统筹城乡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进行了述评，认为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指标体系的意义重大，且该体系应当是一个以统筹城乡发展终极目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既反映城乡一体化发展，又体现城乡居民协调度的指标集合，即该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宏观层面的“城乡一体化子指标体系”和微观层面的“居民协调度子指标体系”。具体而言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状况的8个类指标和22个个体指标。
      [关键词]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作者简介]王学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

      一、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述评
      统筹城乡发展的各项工作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实施。目前，国内还没有正式实施、具有普适性的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因而，更迫切地需要对国内的已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可借鉴之处。
      （一）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自1980年邓小平提出我国的现代化分“三步走”战略之后，国内中关于“小康”与“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或指标体系的学术研究非常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陈友华（2004）提出的10项具体指标来对全面小康新标准进行设定；历史学家钱乘旦等（1987）提出九条现代化标准；社会学家金耀基（1999）提出现代化的六条标准；朱孔来（2006）提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应由八个方面22个具体指标来衡量；杨万江等（2004）认为应建立五个方面23个具体指标的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二）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与城市化发展、农村城镇化有较强的联系，因为统筹城乡发展中关于农村发展总方向的要求正是城市化及城镇化。因而，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和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建立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我们不妨回顾国内关于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和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欧名豪等（2004）设计了17个具体指标来构建城市化水平指标体系；台冰等（2006）提出用三类指标构成的复合指标法来考察城市化水平；李爱军等（2004）选取了13个指标；刘艳军等（2005）提出五个方面23个具体指标；宣国富等（2005）认为应包括四个方面18项具体指标；方音等（2006）采用四个方面16个具体指标；丁健(2001)则选取了9个相关重要指标；仇方道等（2006）提出应采用15个具体指标；肖万春(2006)认为应涵盖16个具体指标；秦润新（2000）提出了由25个具体指标组成的农村城镇化指标体系。
      （三）城乡一体化、城乡关联发展、城乡经济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城乡一体化、城乡关联发展和城乡经济均衡发展这三个概念与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较为接近，它们都有强调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协调的意思。笔者认为，城乡一体化应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阶段目标，城乡关联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同义语，城乡经济均衡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经济内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杨荣南（1997）认为城乡一体化应包括六个方面的融合并设计了35个具体指标；顾益康等（2004）提出了42个具体指标；战金艳等（2003）提出涉及七个方面22个具体指标；曾磊等（2002）提出了体现城乡空间联系的12个指标和体现城乡功能联系的16个指标；王春兰等（2006）构建了涉及三大要素10个具体指标。
      （四）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近年来，关于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研究也不少，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从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来找寻和设定相关评价指标，进而构建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包括：陈鸿彬（2007）提出四个方面42个具体指标；高珊等（2006）选取了14个重要指标；马永红等（2007）选取了12个指标来；李岳云等（2004）提出了26个具体指标；刘洪彬等（2006）设计了66个具体指标；胡艳君（2007）则构建了由七类衡量指标组成的统筹城乡评价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统筹城乡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有对宏观层面的状况描述，又要有对微观层面的状况描述。其中，宏观层面的指标选取的依据及方法可以借鉴前述的全社会小康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和中国特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应包括产业结构及区域规划等；而微观层面的指标选取的依据及方法可以借鉴前述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农村城镇化指标体系、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城乡关联发展指标体系、城乡经济均衡发展指标体系及其他统筹城乡指标体系中关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具体指标设计。
      二、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及基本原则
      （一）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
      第一，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政府实施科学管理的必然之举，起着非常重要的诊断、导向、激励、监督和信息反馈的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最佳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我们评价统筹城乡发展状况是政府部门分析城乡发展出现的问题及制定以后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能够使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及决策者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区域统筹城乡发展的总体状况，认识统筹城乡发展中主要问题及障碍，从而能够及时地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或重点工作指导。
      第二，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成都试验区具有较强普适性及推广价值的重要经验。该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城乡实际工作中是首创的，是成都市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率先提出构建思路并且进行可操作性的定量研究。因而，此评价指标体系若能正式在配套改革中适用，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及时修正，则不仅对成都市统筹城乡工作有较强的评价及导向作用，而且对我国其他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工作也是具有一定推广价值或借鉴意义的。
      （二）科学构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1.宏观与微观兼顾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在设定指标时，应当使各项指标及其权重既能够从宏观层面综合反映城乡之间在区域规划、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及分配结构等方面一体化状况，又能够在微观层面反映城乡居民在的公共服务、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及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协调度状况。
      2.可比性原则。评价指标设置既要从成都市的当前统筹城乡情况出发，使指标设置符合客观实际需要，同时又要体现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动态发展过程，使指标具有相对可比性，以扩大指标体系的使用范围。
      3.数量性原则。评价指标应当尽量数量化，指标数据也应具备较强的可获得性，通过指标标准化处理使指标数量具有可叠加性，便于进行长期的工作监督与业绩考核。
      4.可操作性。评价体系数据口径统一，便于搜集整理，使用的计算方法通俗易懂，在实践中易于操作。
      三、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设计
      借鉴前述的相关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结合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当是一个以统筹城乡发展终极目标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既反映城乡一体化发展，又体现城乡居民协调度的指标集合。因而，该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两个子指标体系，即宏观层面的“城乡一体化子指标体系”和微观层面的“居民协调度子指标体系”。
      首先，在宏观层面，构建城乡一体化子指标体系是把握统筹城乡发展整体状况的基础条件。借鉴小康社会、现代化、城市化水平及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城乡地全面、可持续发展，而“全面”和“可持续”地发展就必然表现在城乡间的区域发展规划、产业经济结构、人力资源流动及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城乡一体化。因而，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子指标体系必须包括规划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人口一体化和分配一体化四个二级子指标集。其中，（1）规划一体化子指标集，这类指标用于体现经济协调发展中，为加强区域协作及城乡互动，努力缩小区域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而统一考虑的城乡区域发展规划；（2）产业一体化子指标集，这类指标用于体现在进一步强化三次产业内在联系的过程中，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二、三产业升级，现代工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融合等减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3）人口一体化子指标集，这类指标用于体现在促进农民和市民两大阶层融合的过程中，农民能够享有的公平的国民待遇和平等的发展机会，以有利于实现城乡居民的地位平等、互补互助和城乡融合；（4）分配一体化子指标集，这类指标用于体现实施相关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措施后，城市与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变化的情况。
      其次，在微观层面，构建居民协调度子指标体系是把握统筹城乡发展各项具体工作进展情况的必要条件。借鉴前面城乡一体化、城乡关联发展、城乡经济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的有益经验，以及《“成都试验区”建设的初步构想》和《关于推进成都试验区和全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中的相关具体要求，笔者认为，必须把城乡居民协调度评价指标的核心及重点放在对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活水平同质化、经济协调发展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存在差距的弥合情况把握上，只有这些重要方面城乡差距得到有效控制并不断缩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最终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因而，城乡协调度子指标体系应包括公共服务协调度、生活水平协调度、经济发展协调度和环境建设协调度等四个二级子指标集。其中，（1）公共服务协调度子指标集，反映城乡居民在教育条件、社会保障、卫生医疗条件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2）生活水平协调度子指标集，反映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条件和文体娱乐条件方面的差距；（3）经济发展协调度子指标集，反映城乡居民在收入方面和就业流动性方面的差距；（4）环境建设协调度子指标集，反映城乡居民在资源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差距。
      总之，构建成都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当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思路及原理，分层来确定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系统（评价统筹城乡发展状况）、子系统（宏观“城乡一体化”和微观“居民协调度”）、二级子系统（四个“一体化”和四个“协调度”）以及若干的个体指标。
      四、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构建
      借鉴前述相关研究中评价体系的指标设置，并结合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情况，笔者找出最能够准确反映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状况的8个类指标（B1-B8）和22个个体指标（C1-C22），初步构建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详见图1）。
      第一，城乡规划一体化类指标（B1）。该类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区域规划一体化的程度。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1城镇化率。
      第二，城乡产业一体化类指标（B2）。该类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间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调整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2城乡三次产业结构比。
      第三，城乡人口一体化类指标（B3）。该类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向城镇转移的状况，尤其是农民的非农就业比重及参加非农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情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3农业人口城镇就业率；C4农业人口接受非农工作技能培训率。
      第四，城乡收入一体化类指标（B4）。该类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变化及收入变化幅度等方面的情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5城乡居民收入比；C6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比。
      第五，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度类指标（B5）。该类指标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收入状况及就业状况等两方面的各项指标。其中，城乡居民收入状况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的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 C7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城乡居民就业状况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的就业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8城乡居民在第三产业就业率比；C9城乡居民在第二产业就业率比；C10城乡居民在第一产业就业率比。
      第六，城乡公共服务协调度类指标（B6）。该类指标主要包括城乡居民享受社会保障水平、城乡居民接受教育条件、城乡居民享受卫生医疗水平、城乡居民享受基础设施水平等四个方面各项指标。其中，城乡居民享受社会保障水平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等方面的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11城乡社会保障资金支出占GDP比率比。城乡居民接受教育条件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方面的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12城乡小学及初中教育投资占GDP比率比；C15城乡每千名小学生及初中生拥有教师数比。城乡居民享受卫生医疗水平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在享受基本卫生医疗方面的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14城乡每千人口拥有医生数比。城乡居民享受基础设施水平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在享受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13城乡道路建设资金支出占GDP比率比。
      第七，城乡生活水平协调度类指标（B7）。该类指标主要包括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及城乡居民文体娱乐条件等两方面的指标。其中，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水平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16城乡饮用水未达国家安全标准人口占比率比；C17城乡最低收入人口恩格尔系数比。城乡居民文体娱乐条件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的文化娱乐方面的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18城乡文体娱乐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率比；C19城乡每百万人拥有图书数量比。
      第八，城乡环境建设协调度类指标（B8）。该类指标主要包括城乡居民环境负担及城乡居民资源利用状况等两方面的指标。其中，城乡居民环境负担状况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在环境负担及污水废物处理等方面的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20城乡污水处理率比；C21城乡废物处理率比。城乡居民资源利用状况方面的指标反映统筹城乡发展中城乡居民在资源再利用及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状况。笔者选用的个体指标包括：C22城乡再生资源利用率比。
参考文献
[1]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98页～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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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机制

◎卢阳春

      [内容提要]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文章分析了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概述了国内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模式，认为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关键是建立互动发展机制，主要包括内部驱动机制、外部推动机制、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推动因素间耦合机制、组织和载体机制、输血和造血机制等。建立合理的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机制对我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关键词]城乡产业；互动发展；国际经验借鉴；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卢阳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城乡产业互动发展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关键举措；是联结城乡产业和谐发展的桥梁；是加速推进城镇化的支撑；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关键是建立互动发展机制，主要包括内部驱动机制、外部推动机制、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推动因素间耦合机制、组织和载体机制、输血和造血机制等。机制的作用使城乡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互动发展、共同繁荣的格局。建立合理的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机制对我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日本经验:用工业园区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模式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日本在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方面采取的主要做法是:以工业园区为基础来构筑富有活力的区域性都市，以区域性都市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在区域性都市里实现城乡产业互动，同时解决了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而广大农村企业由于分散布局和没有富有活力的城市带动，其发展显得软弱无力的问题。
      日本为了用工业园区实现城乡产业互动，1955年颁布了《町村合并促进法》，撤村并镇，促进了新城镇的产生，为农村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了推动产业的集聚，日本政府要求城市的商业设施、道路等都要围绕工业园区来建设，以工业园区来集聚产业、以产业来集聚人口、以人口的集中来繁荣城市。经过多年建设，一批产业新城由此崛起。1983年至1998年，主要推进了把技术、产业（工业用地）、城市（住宅）、旅游（文化）和政府推进机构“五环”紧密结合的高度技术产业都市建设计划。为了提高区域产业特别是城市的竞争力，1983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高度技术产业集积地域开发促进法》，在全国选取了26个地域的167个市、町、村作为高度技术产业集聚重点区域。这项计划前后共实施了15年，有效地促进了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技术、产业与都市的结合以及工业园区支撑系统的建设，增强了城市与工业园区的活力和竞争力。到1998年，在全国形成了一批以城市为核心的产业地域，大工业地带从原来的四个增加到九个。1998年统计这九大工业地域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6.6%以上。1998年至今，在高度技术产业都市建设计划取得良好效果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了先进技术产业城建设计划：由政府在全国选取了38个点，组织了名为“COE”和“KLASTA”的两大工程，确定了上千个项目进行实施。对参与实施这项计划的企业，国家除给予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外，还对每个企业划拨了一定的资金。为了推动先进技术和产业向国家指定的特定地域集聚，日本政府还采取了更为开放的“特区”政策。
      （二）韩国经验：“城乡准一体化”的新型农村发展模式
韩国从自耕农经济模式里解放出来，搞了三十余年综合发展新农村建设运动，属于“城乡准一体化”的新型农村发展模式。韩国在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方面比较成功的做法是:“新村运动”、“一社一村”对口合作和“农村工业园区计划”促城乡互动。
      为解决城市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开展了“新村运动”。经过多年努力，“新村运动”取得了明显效果，缩小了城乡差距，增加了农民收入。
      随着韩国市场开放程度加大和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韩国的城乡差距又开始加速拉大。为进一步解决城乡差距过大带来的危害，2004年在韩国政府和社会的广泛的支持下，企业界团体全国经济人联合会，联手农协中央会以及《文化日报》社，共同发起了“一社一村”运动①，并随后出现了一校一村、一店一村、一军(部队)一村、一区(社区)一村、“一机关一村”等各种创新合作形式。韩国政府从各方面对“一社一村”运动加以扶持：农林部于2005年把“一社一村”运动确定为“重点农政课题”，其“支援方案”提出，对企业开展“一社一村”运动的支农费用以免除法人税，准许“乡村旅馆”提供饮食和制作销售农特产品，培养农村观光人才等；由15个政府部门组成的“提高农渔业人口生活质量委员会”，将“一社一村”运动纳入委员会的“五年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政府出面构建“一社一村”运动机制，包括制订《城乡交流促进法》，为搞活城乡交流、扩大农村观光、为农村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援，提供法律根据；韩国企划预算处对这一活动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并纳入财政投资范围。
      另外，类似日本用工业园区实现城乡产业互动的做法，韩国政府也曾采用“农村工业园区计划”，有意识地将农村工业园区选在人口20万人以下的郡、市，优先选择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农村工业园区，该计划也取得了比较好的促进效果。
      （三）亚洲大城市发展经验：Desakota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麦吉(M cgee)教授于1991年提出了Desakota②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概念，它被用来表示在亚洲大城市之间交通走廊地带的农村地区所发生的，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为特征的，商品和人流相互作用十分强烈的发展过程。Desakota严格来讲是指乡村城镇化过程，这种城乡边缘区(它不仅包括大城市郊区、交通线路沿线地带，也包括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聚集区)的形成，是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关键空间领域。因此，这种模式不同于以城带乡的自上而下的联系模式，也不同于以乡促城的自下而上的联系模式，而是在城乡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达到整合状态时所产生的灰色区域一一城乡交融系统，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乡联系模式。这种发展模式适用于大城市的近郊区或城市群的覆盖区。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在促进城乡产业互动方面采取了有特色的做法。如英国为加快农村工业发展，专门设立由政府管理的乡村发展委员会和乡村地区小工业委员会，并在远离城市的地区建立“农村发展区”。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在郊区建设小城市，使城市工业逐渐向郊区、城镇迁移。德国不仅重视大中城市间的铁路、高速公路相通，而且十分重视城乡间公路的连接，特别是近年来，认为提升城乡交通层次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总的来看，各国具体做法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政府推动是城乡产业互动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通过出台促进城乡产业互动的政策法规给予政策支持，通过财政拨款、贷款等形式给予资金支持，同时强化城乡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乡联系，促进城乡产业互动。
      二、国内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模式概述
      （一）苏南地区：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
苏南地区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做法可概括为城乡一体化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在小城镇建设的同时，集中开辟“工业小区”，将乡镇企业通过调整改造，集中在该区，以解决“村村冒烟”与污染问题，并将乡镇企业的职工迁到小城镇居住，从离土不离乡，变为离土又离乡，成为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将过密的自然村，通过统一规划进行合并，把宅基地返还于田，以增加耕地面积。该模式对苏南地区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目前以苏州工业园区、苏州新区、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构成了苏南经济的新亮点。
      （二）浙江杭州：发展农村特色经济的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模式
      杭州在城乡产业互动方面比较成功的做法在于，从建设网络化大都市的高度，坚持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大力发展农村特色经济、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主要途径为：(1)建设特色产业区块。特色产业区块既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最主要平台。通过政府、专家、企业的互动合作，实现特色产业区块管理主体的社会化运作，实现特色产业区块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加强政府对特色区块的扶持力度。(2)农村特色产业发展立足于自身优势，使产业链向价值含量高的两端延伸，包括向研发、创意等前端延伸和向品牌经营和综合服务等后端延伸，提高产业的价值量。(3)挖掘整理杭州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注重当地农民特有技能的保护和传承。(4)培育特色龙头企业，支持特色产业龙头企业技术创新，鼓励龙头企业采用现代管理技术，优化公司组织形式，创新企业管理方式，强化龙头企业对特色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鼓励龙头企业参与产业的整体发展，对产业集群中小企业进行“传、帮、带”实现龙头企业与集群的协同发展。(5)发展特色新型组织。包括积极发展产品(劳务)和资本“双重合作”的新型组织，鼓励特色龙头企业以自己的优势来牵头组建特色组织，规范龙头企业与特色组织的关系，形成“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特色农业运行机制以及“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小企业”的特色工业运行机制。(6)加强农村特色品牌保护，对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地域品牌和行业品牌，纳入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管理，严格地域品牌、行业品牌的授权使用。
      （三）中西部地区有关省市的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模式
      中部地区县域空间层次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路径是“两个创新”带动“三个缩小”，即通过民间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缩小城乡之间的空间差、居民收入差和观念差，逐步形成城乡相融的一元化的县域经济社会新形态（程必定，2004）。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较差，城市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西部地区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主要是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曾菊新，2003）。该模式与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相适应；与西部地区城镇网关联程度较差的实际相适应；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观念相适应。西部地区城镇网络化发展应重点突出走廊型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和区域性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
      对陕西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的判别研究，将陕西11个地市的城乡一体化程度分为城乡联动型、协作辐射型和极核带动型三类，认为城乡联动型城市应发展集中性城乡一体化，即吸引外部人口向城市区集中、农村人口向当地城镇集中；协作辐射型城市应发展扩散性城乡一体化，即将城市首位度过高的大城市的市区人口适度向协作辐射型城市迁移；极核带动型城市应在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发展综合型城市，即完善增长极城市的功能级，在区域内逐步形成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城市综合体、城市地区或大都市圈（白永秀等，2005）。
      对成都市统筹城乡实践的研究得出：该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了以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具有地方特点的发展模式。其中，“三个集中”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内容，抓住了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规律，体现了三次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社会相融。通过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加快了新型工业化，并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农民向城镇转移的条件；通过农民向城镇集中，聚集人气和创造商机，进一步带动了产业和城镇发展，同时也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通过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实现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又为推进工业集中和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奠定了基础。
      三、我国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机制探讨
      （一）互动的外部推动机制
综观各国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经验可以发现，政府引导和推动，是产业互动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和重要保障；城乡产业互动各方面内容的实现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相关政策制度的支持，政策制度因素是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核心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合理制度安排，并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制度需求的变化，对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第一，建立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法律法规支撑机制。应考虑制订类似日本的《城乡产业互动促进法》、韩国的《城乡交流促进法》之类的法律，逐步完善并形成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法律法规支撑机制。通过创造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对处于发展弱势的农村各类企业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并通过法律法规保障城乡产业互动的长效促进机制，实现城乡产业互动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制定促进产业互动的配套政策措施。政府除通过制定城乡统一的产业发展规划，对产业进行合理布局，加强对产业互动的引导等手段去推动外，还应在城乡居民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产权制度与政策、失地农民补偿政策、产业园区发展政策、财政与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
      第三，提供公共产品，加强互动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一个主要切入点，按照城乡统一的政策和安排，推进城乡交通、通讯、供电、供水、供热、供气等与公共服务密切联系的设施建设，为农村地区建立起良好的基础设施网络，改善和提升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城乡之间的产业互动奠定良好的基础，也为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一样分享农村特色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创造条件。
      （二）互动的内部驱动机制
      在促进城乡互动中，必须建立起共生共赢的分配模式，使产业链内部形成合力。通过利益纽带联结产加销各环节，组成经济共同体，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是国内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同时利益机制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互动的内部驱动力，事关城乡产业互动的效果，更事关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景，必须建立起产业互动的利益共享机制，解决好由城乡产业互动引发的利益分配问题。因此，促进城乡产业互动，核心是要建立城乡产业利益平衡机制，具体方式包括：第一，通过各种经营组织形式，或通过农业支持等行政干预，直接或间接返还外溢到加工、流通以及社会其他领域的效益。第二，政府应积极引导城区企业将农户作为自己的车间,与农户共同分享农产品加工转化链条上的利润,构建以企业为“龙头”,以农户为依托，以“公司+农户+科研院所”为基本模式的产业化运营体制；从农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要求出发,利用规模生产和先进科学技术,整体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建立集产加销、内外贸管理于一体的集中、高效、协调的农业管理体制；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机制,重构以工补农,以商促农,以城带乡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城乡经济联合体,逐步促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第三，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体系来保障利益共享机制的有效运行。主要包括制定关于利益补偿和利益分配的具体法规，据以补偿因城乡产业互动而引起的相关方利益损失，并确保投资者、地方政府等相关方签订的有关双边或多边的利益分配协定或行政协定的法律效力，从而使得双边或多边的互动合作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
      （三）互动发展中的和谐机制———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推动因素的耦合③机制
      现有研究成果大多认识到城乡产业互动的各种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推动因素，但都忽视了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推动因素二者的匹配与协同对推动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演化所产生的“巨涨落”动力，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对滞后。事实上，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效率取决于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推动因素及二者间的耦合机制，因此，解决中国城乡产业互动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实质在于：在特定的城乡产业互动发展阶段上，经济主体是否有动力按照政府的思路去遵守促进城乡产业互动的制度安排。
      内部驱动因素集合与外部推动因素集合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均具有系统自组织的属性。这一共同的属性，使得内部驱动因素集合与外部推动因素集合在发展中形成相互依赖、互为动因的正反馈耦合关联，这两个系统的演进作为影响城乡产业互动发展的两种方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外部推动因素集合的变化，即政府促进城乡产业互动的制度安排的变化，必须考虑内部驱动因素与其耦合状况。政府在做促进城乡产业互动的制度安排时，调查研究内部驱动因素状况，充分考虑内部驱动因素与其耦合状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相关制度安排，是任何社会经济系统良性发展演化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政府在制订城乡产业互动的促进政策时，不仅应充分考虑城乡产业互动的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推动因素，还应考虑二者间耦合机制，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相关制度安排。
      （四）互动的组织和载体机制
      1、建立促进产业互动的引导协调机制
      要解决城乡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城乡产业互动发展，建立促进产业互动的组织机制是重要保障。城乡产业互动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关键领域，其中，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为此，首先有必要借鉴日本专门成立产业集聚室来推进城乡产业互动的经验，成立城乡产业互动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设立相关部门的日常联络机制或建立城乡产业互动联系会议制度，建立贯穿到基层的落实城乡产业互动的层级网络组织体系。其次，要明确各级政府在推进城乡互动发展过程中的职责分工，以避免职责不清、相互推委、互为冲突和效率低下。将促进产业互动列入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明确各级政府在推进城乡互动发展过程中的职责分工。
      2、建立促进产业互动的组织机制
      鼓励创办各种为统筹城乡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包括大力推进农村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形成更多联结城乡的组织形式。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有利于促进城市产业及其网络向农村转移和延伸的组织形式。二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应当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令其在吸收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向城市地区延伸农村产业的触角和网络，并促进这些真正基于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与城市工商业企业之间展开平等的合作。这样才能使农业生产同市场需求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有利于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转型和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高。应支持农民按照“民办民管民营”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3、建立促进产业互动的载体机制
      分布在乡镇的中小企业，普遍发育程度低，要直接参与到产业协作体系中，存在的困难比较多。而建立产业园区，可以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配套环境，明显提高中小企业参与协作的能力。目前我国城乡产业互动主要是通过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发展区进行的。除国家级高新区外，还有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工业集中发展区，以这些园区为载体实现了城乡产业互动，城乡经济相融。各省大部分工业都向工业园区集中，工业园区聚集效应不断扩大，对城乡经济发展、城乡产业互动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考虑在借鉴日本、韩国经验，进一步完善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发展区的载体机制，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扩大园区规模及其产业辐射带动能力，促进城乡产业互动。
      （五）互动的输血和造血机制
      互动的输血机制即互动的资金支持机制。该机制的建立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继续争取国家政策性投入，增加各地财政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的资金投入。第二，充分发挥政府担保公司的作用，扩大企业信用担保规模。第三，组建现代农业投资公司一类的机构，增加城乡产业投资主体。第四，拓宽融资渠道，除传统的银行信贷和政府投资渠道外，要考虑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信托产品、企业长短期融资券、成立产业发展基金直接融资；支持帮助符合条件的加工企业和农业龙头企业通过IPO、增发股票等方式筹集发展资金。
      互动的造血机制即向产业互动项目和产业互动的园区企业要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如何考核项目和园区企业的效益，是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考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考核机制，除了考虑传统的利润率、年利税上缴量等经济效益指标外；在环境效益方面主要考虑解决能源投入产出率、原材料投入产出率、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单位产出废弃物排放量、处理废弃物比例、环保资产比例等指标,以反映企业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环境治理与控制等方面情况；在社会效益方面主要考虑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企业是否依法纳税、企业诚信状况、顾客满意率、社会捐赠额占利润的比例等指标,以反映企业在经济、法律、伦理道德等方面对社会履行的责任。

注释：
①所谓“一社一村”，是指一家企业公司自愿与一个村庄建立“姊妹关系”，对其进行“一对一”的支援，通过帮助农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建立长期产业互动渠道，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②在印度尼西亚语中“desa”指村庄.“kota”指城市，“de?鄄sakota”意为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是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行为的产物.
③耦合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两种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其实质是系统之间及其运动方式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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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永秀、岳利萍.《陕西城乡一体化水平判别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嘉兴学院学报》，2005，17（1）：76～80.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秦 宣
       [内容提要]中国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开始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从国际主流媒体中流行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再到今天的“中国崛起论”，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再到今天的“北京共识”，从欧美模式、苏联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再到今天的“中国模式”，反映了国外学者及政要对中国发展道路认识的变迁，也凸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国际社会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国际视野；中国模式；研究；关注；借鉴
      [作者简介]秦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开始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从国际主流媒体中流行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再到今天的“中国崛起论”，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再到今天的“北京共识”，从欧美模式、苏联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再到今天的“中国模式”，反映了国外学者及政要对中国发展道路认识的变迁，也凸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国际社会的积极影响。本文仅探讨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认识的变化，从一个视角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

      一、从忽视到重视：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国力不强，世界影响趋弱，国外学者很少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以至于在许多外国人的眼中，中国仍然还是一个“东亚病夫”的形象，完全可以忽视其存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由于中国曾经发生过“六四”政治风波，也由于苏东剧变后中国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开始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于是，在国际主流媒体上看到国外学者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许多预测。80年代末东欧剧变之后，西方学者率先提出了所谓“中国崩溃论”，按照他们的认识逻辑，中国会经受不住东欧剧变带来的冲击，中国共产党会很快像东欧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他们又预言：中国会经受不住民族独立的世界影响，西藏、新疆会独立；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之后，西方学者又断言：市场经济将埋葬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香港回归之后，曾有人预言香港会成为“死港”；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人预言中国顶不住金融危机的冲击。然而事实是，中国不仅没有像苏东那样崩溃，反而打破了“六四”之后的制裁重返国际社会；中国经济没有衰退，不仅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而且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最终加入了WTO，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香港回归之后，成功地保持了“一国两制”，并且也顺利地度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澳门也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西藏、新疆并没有独立。在这些预测失败之后，面对日益发展的中国，西方又抛出了所谓“中国威胁论”。但事实是，中国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倡导建立和谐世界。中国不仅没有威胁世界和平，反而成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维护者。
      进入新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进一步彰显出来，中国的软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许多国家开始举办“中国年”、“中国文化周”。伴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成立，不少国家又掀起了“汉语风”。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又看到近来西方流行了“中国辉煌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崛起论”等新的观点。嗅觉灵敏、思想敏锐的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持续增长了近30年，堪称“中国奇迹”。
2004年以来，国际学界对中国发展道路展开了研究。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珀•拉莫的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论文。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刊登的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刊登的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5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7月20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对中国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2004年底，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第5期刊登俄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撰写的长文，列举了评价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际意义的主要标准，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及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鲜活的榜样、提供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明矛盾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进入2005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步增多。2005年2月，英国《泰晤士报》以发表《中国世纪》的长篇评述开头，前所未有地先后发表了4万多字的中国专题报道。3月，英国广播公司专门开辟了“中国周”专栏，连续宣扬“中国制造进军世界市场”、“中国制造无所不在”。5月中旬，世界《财富》论坛在北京召开，美国国际有线电视公司派出42人的强大记者阵容，在北京现场采访中国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一周内向美国观众直播30多个小时的《看今日中国》系列报道。6月以后，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新闻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德国《商报》等重要媒体，都先后推出中国问题的专题报道，争先恐后热议“中国正在崛起”①。
      2006年以后，伴随着北京奥运会和改革开放30年的逐步临近，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不断升温，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中来。近几年来，欧美国家先后出版了《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中国世纪》等几十种专著，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种种评析。而“中国模式”是国际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话语。
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在许多学者看来，中国的国情是独一无二，中国的经验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二，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第三，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第四，中国道路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即通过累积效应来不断发展自己等。这种模式“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与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②在美国，许多人把中国延续数千年归功于“一大四小A”，“大A”是Ability(能力)，四小A是accumulation a?鄄billty(积累能力)、assimilation  ability(吸收能力)、accommodation  ability(包容能力)和adapt  abilty(应变能力)，大A由四个A形成，而且随时随地都不能离开“四小A”独立存在，中国经久不衰就靠这“一大四小A”。③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第一，国外学者意识到，不管中国的过去怎样，不管中国的现在有多少问题，不管中国的未来如何“测不准”，中国30年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探索“中国成功之谜”远比探索苏东剧变之谜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西方学者开始分析他们各种预言破产的原因，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范式尚不能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观分析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出路。例如雷默认为，“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而要研究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必须具有“中国眼光”。第三，他们意识到，“中国模式”很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近30年来，中国一直按照自己独特的模式在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面的经验和教训的确值得总结。

      二、从否认到承认：国外政要对中国模式的关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外政要中绝大多数人对中国持反对态度。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西方国家政要中虽然不乏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但有相当多的政要对中国持敌视态度，挂在他们嘴边的常常是对中国并不友好的话语，如“中国是专制的”、“中国是没有人权的”等等。时至今日，此类话语仍然存在，并导致国外许多不知情的民众对中国的“误读”。
      但另一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学术界关注中国发展道路的同时，国际政要也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进入2l世纪，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重中国，各国政要频频“到中国参拜”。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认为，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差距明显在缩小，中国将崛起是不容回避的事情，至少在经济上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2004年5月，全球扶贫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模式”引起与会者的高度关注，世界银行行长呼吁全球分享中国的脱贫经验。6月，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11月，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应邀参加了中国外交学院的外交论坛，发表了《中国的利益就是世界的利益》的演讲，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世界上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第一，中国代表着经济的增长和迅速的发展；第二，中国是有助于实现世界平衡的一支和平力量；第三，中国在思想文化方面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
      2006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非洲召开，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在会上也表示，非洲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5月，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结束访华后表示，中国的开放和发展称为“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契机”，并敦促新加坡人不要错失在中国工作和学习等各种机会。9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官员德特勒夫•科特表示：“中国确实是过去10至15年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最初选择了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不是单纯地依靠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而是重视政策手段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这是一种成功的策略。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汇率、利率、管理方面的做法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④10月，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北京大学访问时对北大学生说：“明天，中国将是强大的国家之一，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⑤有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将中国发展模式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断的试验”、“渐进改革，而非激进革命”、“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有选择的学习”、“正确的优先顺序”等。⑥
      进入2007年，国外政要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并没有减少。中国因素不断成为人们不敢轻视的力量。国外政要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人越来越多，愿意到中国访问亲自目睹中国发生什么样真实变化的人越来越多。希望自己在对华政策上发挥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也越来越多。“中国话题”甚至成为2007年澳大利亚大选辩论的焦点，因为澳近几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中国的资源出口。10月，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发展令人吃惊，“中国向世界表明，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看清方向，下定决心，就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⑦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吸引了多国领导人的关注。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话题进入了美国大选，法国报纸甚至认为2008年是“中国模式”年。
      为什么国外政要发生从“否认中国”到“承认中国”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外政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近30年的高增长，GDP提前实现翻两番，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随之上升。中国已经发生了从“醒狮”到“行狮”的转变⑧。中国的急剧增长“可能是本世纪的头等大事，从未有哪个国家以中国这么快的速度崛起”；他们开始意识到，过去对中国的许多认识是存在偏见的，他们提出的“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等观点，几乎是明显的错误。第二，在政治上，中国并没有受西方多大的影响，不断摸索自己的道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政治发展模式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和接受，而且也对像俄罗斯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⑨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国在朝核危机、阿富汗问题、苏丹达尔富尔等问题的处理上，充分发挥了作用。中国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发展全球经济、解决全球问题，必须考虑“中国因素”。第四，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和正在走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于应对全球危机、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西方长期流行的要么“合作”、要么“孤立”，要么任其发展、要么“进行制裁”的二维分析方法已经过时。西方政要必须用一种新的概念认识和评价中国，必须在国际领域内重新为中国定位。
      此外，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在西方学者及政要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关注中，有几点是必须注意的：第一，他们在谈“中国模式”时，经常淡化“社会主义”的色彩。他们不愿意或很少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因为如果使用这个概念，把中国取得的成绩归因为中国坚持走了社会主义道路，则等于承认他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失败”的许多论断是错误的。第二，西方学者和政要能够比较客观地承认中国的成就，但对取得成就的原因是什么却讳莫如深。因为中国成就并非按西方的价值标准取得，而是根据中国特殊国情进行不断探索，艰苦奋斗，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取得的。如果他们肯定中国的成就而又肯定它的方法与价值，那就等于否定了西方本身的价值。而这恰恰是他们不愿看到的。第三，尽管有许多国外领导人已经明显地意识到，否认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客观的，忽视中国的存在是错误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国际社会仍有不少政要对中国怀有偏见，担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取代他们的地位，这也是“中国威胁论”时常泛起的重要原因。   
 
      三、从戒备到借鉴：外国政府对中国模式的借鉴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受国外政要对中国并不友善的言论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得出的错误结论的影响，尤其是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许多国家对中国持戒备态度。有的国家担心中国在输出商品或劳务的同时，输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的担心中国日益快速的经济发展，会对他们形成压力和威胁；有的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对其资源的掠夺，如此等等。因此，在西方国家率先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这一论调的   宣传之中，甚至调整本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伴随中国的迅速发展，国外政府也在重新思考对中国的政策。在许多国家看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和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如何与这个已经苏醒的巨人打交道，是他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国家议会或政府在关注“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在他们看来：第一，过去行之有效的欧美发展模式已受到严峻挑战，面对经济长期低迷、人口加速老化、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负担越来越重等问题，人们对过去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怀疑，而“中国正在摇撼世界”，中国崛起可称为欧洲扩张和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史最重要的发展。如果把中国的和平与繁荣同西方的和平与繁荣联系在一起，双方最终都会从中收益。而中国模式提供了“一股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共同繁荣的驱动力。”第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对外部最近的民意测验显示，在调查所及的22个国家当中有14个国家的大多数或较多数公民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具有积极意义。总的来说，近一半(48％)的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比美国更具有积极意义。⑩第二，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汇率计算)、第三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已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崛起及同全球经济的紧密融合，对世界的影响甚至大于二战后日本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欧美国家必须时刻关注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因素”。第三，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水平低，中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并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在经济方面，欧美国家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伙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给各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也在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在他们看来，原来采用的是激进改革模式，这种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同时进行的发展模式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尽管这一激进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称颂一时，现在的领导人已深刻意识到，这一模式并不是他们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在俄罗斯，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无论对本国资本还是对国际资本来说，民主政治或许并不是惟一的因素，更重要的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前俄罗斯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
      在非洲，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崛起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中国发展模式对他们尤其具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中国为非洲提供了一种可以借鉴的发展模式。第一，中国使非洲对西方不再着迷。苏联解体之后，许多非洲国家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开放市场，稳定宏观经济，放松国家控制，增加政府的透明度。虽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翻了一番，大多数国家控制住了通货膨胀，但经济改革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第二，中国为非洲树立了榜样。中国在最30年的发展中，使数千万人摆脱了贫困，并使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成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它对非洲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无疑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第三，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与非洲更接近。中国的技术和专业技能更适合非洲。中国的发展对非洲来说，利大于弊，机遇多于挑战。第四，中国并没有打算像其他国家那样依靠非洲的财富和廉价劳动力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是一种建立在互利基础之上、不干涉盟国内部事务的平等伙伴之间的商业关系。“中国没有对非洲进行说教，而是向非洲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在拉美国家，中国发展模式同样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在他们看来，“华盛顿共识”给他们提供的是毒药而非良药，使他们失去了20世纪最后十年。而中国巨大的市场使中国成为拉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等资源丰富的国家最大的客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他们提供了有别于欧美发展模式更好的经验。如今许多拉美国家正在吸取过去的教训，借鉴中国的经验。
      在亚洲，中国的发展模式更引人关注。印度正在着手研究中国模式，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在印度人看来，无论从人口、发展水平还是历史情况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印度如此相似，而中国现在已经走在印度的前面。印度正在仔细琢磨“中国模式”，探索一条“印度特色”的发展之路。与我们同属社会主义的越南、老挝基本上正在学习中国经验。朝鲜也注意到了中国的经济成就，自2002年以来谨慎地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给该国计划经济注入一些市场激励措施。
      虽然世界各国发展水平不一，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与中国的关系远近不一，但有一些共同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许多国家已经明显意识到，现在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世界要实现经济增长需要中国。孤立中国既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种挑战，但衰落、涣散和失控的中国则是一种后果难以估量的威胁。第二，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石油、钢铁、煤炭方面的消费，会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利益是符合世界利益的。未来可能更多的不再是世界如何改变中国，而是中国如何改变世界。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包容，容忍各种形式的社会制度，尊重选择和尝试，关注团体利益，强调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这些思想会替代冷战时期的对抗思维而成为21世纪的主流{11}。第四，中国模式的最成功之处是从不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式的发展模式显然也不能照搬到其他国家，但其中包含的许多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总之，从国外学者和政要及国外政府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高度关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绩确实举世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实已经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的同时，我们要保持应有的清醒。既不能因为国外媒体“热炒中国”而洋洋自得，也不能因为国外媒体“诋毁中国”而忧心忡忡。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遇到了一个总结历史经验的良好时机。虽然我们觉得现在谈“中国模式”可能为时过早，也许我们要等到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才能理直气壮地谈中国模式{12}，但我们觉得，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发展思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抓住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一时机，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过程中，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系统地提炼和概括。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采取多种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破除国外人士因不了解中国而对中国的“误读”，消除他们因偏见而形成的“误解”，减少这种“误读”、“误解”在国际社会中产生的“误导”。要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在这一理论之下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分别参见《参考消息》．2006年5月16日、2004年12月30日、2006年9月14日、2006年12月21日、2006年11月6日、2007年10月30日、2006年4月27日.
③谭中：“要把‘中国学问’发扬光大”，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10月5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7年10月9日.
⑨郑永年：“中国要加快国际政治话语的建设”，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1月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月9日.
⑩参见英国《生存》2006年季刊夏季号.
[11][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北京共识’和文明的竞争：‘亚洲价值观’与21世纪中美关系”，载俄罗斯《政治杂志》周刊l0月11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10月17日.
{12}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种定型了的制度也许就可以称为“中国模式”，邓小平所说的30年恰好是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完成之时.

珍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李传柱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辅相成，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才能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崇高使命。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
      [作者简介]李传柱，《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副编审、法学博士。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重要决策和贡献，就是鲜明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十七大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精辟的概括，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紧紧抓住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一根本问题，深化认识，加深理解，进一步明确为什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什么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只有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赴后继、不懈奋斗。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指出的那样，“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带领俄国人民成功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又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这一历史进程。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列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1个方面的理论观点，“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从9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指出这一理论“还有许多其他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用邓小平理论一词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将其写入党章，十五大还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又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和完整表述，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29年实践经验和十六大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事实表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逐步深化对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认识的历史，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根据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篇大文章。
      只有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与我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我们提供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产生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继续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以这样的特质发展起来的。这恰如毛泽东同志70年前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只有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才能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崇高使命。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既没有既定的答案可供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作出艰辛探索，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党继续探索这个重大课题，逐步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它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一经提出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二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和理论。只有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而没有别的道路和别的理论体系，能够解决今天中国所面对的问题。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它表明，我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达到这一目标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崇高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辅相成，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条道路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开辟，在实践中越走越宽广。这条道路是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政治基础，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反映，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道路体现的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实践，它是理论的基础；理论体系是对实践的反映，是道路的理论形态，又反过来给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指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同时，它又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灾后重建研究

农村灾后重建：现实分析与政策建议

◎郭晓鸣

       [内容提要]我们应当全面评估地震对农村灾区造成的综合性影响，进而以此为基础科学地、切合实际地编制灾后重建规划。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立足更高的发展起点，又要运用参与式方法编制农村社区灾后重建规划。同时，灾区重建应率先实施“以工代赈”支持政策、就业支持政策、组织化支持政策等四个方面的发展政策，借助外力大胆推进改革，突破发展瓶颈，以制度创新为重点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关键词]农村灾区；重建；现实分析；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郭晓鸣，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汶川“5.12”大地震是我国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损失最重的一次特大地震。尽快重建家园，恢复和提升发展能力，是今后几年地震灾区压到一切的首要任务。比较而言，此次地震所波及的地区多数是农村，所涉及的人群大多为农民，因此，灾区农村重建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和繁重。当前，灾后重建工作已全面启动，表现出我国政府战胜地震灾害的坚强信念，给予了广大灾区群众巨大的信心鼓舞。在当前条件下，充分重视科学合理地选择农村灾后重建的宏观思路，尽最大努力避免出现可能产生的各种偏差，减少因此而形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对灾后重建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一、正确认识和评估地震对农村灾区产生的综合影响
       灾后重建最重要和最紧迫的基础工作是受灾地区的受损评估，比较而言，房屋垮塌、人员伤亡、基础设施毁损等震区农村所遭受的直接损失是容易受到重视和准确估价的，但强烈地震还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更复杂的间接和潜在影响，其对农村灾后重建的制约性更强，影响时间更长，因而必须有效地加以认识和评估。概括而论，以下三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的：
       一是灾区农产品基本自给能力如何恢复？受灾地区虽然不是四川农产品主产区，地震带来的农业减产不会对全省农产品供求平衡产生较大影响，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区域耕地质量普遍较差，产出能力较低，耕地毁损后恢复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自给有相当大的难度。在交通瓶颈制约严重和重建过程中返乡农民增多加大对粮食需求的背景下，如何持续地确保灾区农村农产品供求的基本平衡将是一个长期性的严峻挑战。
       二是灾区农村替代产业如何选择和发展？地震造成了灾区森林植被的巨大破坏和自然景观的严重毁损，由此导致这一区域的特色林业和乡村旅游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加之生态脆弱，恢复困难，在原有比较优势迅速丧失之后，灾区农村将普遍面临选择替代性生计产业空间狭窄的困难。
       三是灾区农村发展中人力资本不足的矛盾如何解决？地震不仅对灾区农村劳动力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将大量产生劳动力不足的残缺家庭，而且灾民异地安置中必然产生的农村人口外迁，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灾区农村重建中人力资本短缺的矛盾。
       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会产生更深更久的影响，而且还可能将过去隐藏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矛盾显性化，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全面评估地震对农村灾区造成的综合性影响，特别是要提高对地震灾害必然引发的各种复杂的潜在矛盾的预见性，并及时制定和实施应对策略。

       二、积极稳妥地编制农村灾后重建规划
       地震灾区村镇房屋、基础设施、种养殖业都遭受了巨大打击，损失惨重，百废待兴，重建家园的任务极为紧迫和繁重。在当前举全国之力和全省之力支持灾区重建的条件下，能否尽快把危机变为转机，转机变为生机，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于我们对灾害损失的全面和正确评估，进而以此为基础科学地、切合实际地编制灾后重建规划。就当前现实看，在灾后重建规划编制中应当特别重视把握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编制灾区重建规划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灾后重建是事关灾区农民群众当前和今后生产生活的头等大事，必须快速推进，而规划是其龙头，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制定出指导农村恢复建设工作的规划蓝本。但我们更应认识到，科学的重建规划必须建立在对地震灾害影响进行正确和充分评估的基础之上，必须准确把握现实和潜在的复杂制约因素，明确重建目标，突出重建重点，确定不同重建阶段和主要任务，选择合理的重建模式。而要完成这些工作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采取过于仓促的应急方式编制灾后重建规划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单纯以争取资金和项目为编制规划指向更不可取。因此，编制灾后重建规划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做到积极而不急躁，稳妥而不拖延。
       二是灾后重建规划必须立足更高的发展起点。灾后重建不是简单的恢复原貌，而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灾后重建应当有更宽阔的视野，将推进这一区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目标密切结合，紧紧抓住经济社会重新布局的重大机遇，用好中央、地方政府和社会的赈灾资金，按全新发展理念和要求对村镇体系合理布局，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重构社会治理关系。通过灾后重建，应当实现灾后农村更高层次的发展，初步完成灾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
       三是运用参与式方法编制农村社区灾后重建规划。灾后重建是重建农民自已的家园，必须以农民为本，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应当运用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参与式方法编制农村社区灾后重建规划，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当地社区农民参与规划活动的全过程，正确识别制约灾后重建工作的主要因素和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使灾后重建规划更加符合当地实际，能够有更高的满意度，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灾区农民的发展需求，而且能有效提高其民主意识和管理能力。

       三、实现由对农民的救济政策向发展政策转换
       在特大地震灾害发生的短期内，灾区农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衣食无源，居无定所，政府的当务之急必须是不惜一切代价最大限度地挽救群众生命，为受灾群众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在这一最困难最艰巨的救援性任务基本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必须根据灾区下一步发展的需要适时调整政策重心，将以救济为主的援助政策调整为以扶持为主的发展政策，目标指向是通过搭建更有利灾区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平台，更加注重提高农民的创收和发展能力，有效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为促进灾区重建尽早实现重大突破奠定可靠基础。从当前现实出发，灾区重建应率先实施四个方面的发展政策：
       1.“以工代赈”支持政策。在恢复重建灾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应当尽可能建立当地农民的参与机制，不仅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吸纳农民对建设项目的具体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应通过实施“以工代赈”政策，尽量让农民直接参与各项重建工程。使农民既成为参与家园重建的主体，又能从灾后重建中获得经济收入，与恢复生产方面的努力共同形成灾区农民多渠道的收入来源。
       2.就业支持政策。灾后重建中大规模建设资金的进入，必然意味着灾区将形成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但灾区农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就业适应能力不强，必须实施有针对性的就业支持政策，通过加强定向定人的技能培训，全方位提供就业辅导，显著提高其就地就业的基本能力。
       3.组织化支持政策。地震灾害对灾区许多农户家庭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灾后恢复生产中劳动力短缺矛盾将全面显现，为此特别需要从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农村内部发展各种类型的民间互助组织，强化对社区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农村传统的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依靠农村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来实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4.经济发展支持政策。灾后重建面临着许多农民自身难以克服的制约因素，需要制定内容更广泛的发展支持政策，应根据灾区农民的现实境况，设立专门的建房、恢复生产等信用贷款，建立适应灾区现状的新的农业保险体系，以更大力度推进灾区农村土地和农村金融的制度创新，在强化外部支持前提下，更多地启用市场化机制促进灾区农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四、以制度创新为重点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地震不仅给灾区农民带来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造成农业生产直接经济损失18亿元，毁损耕地超过100万亩，大量农业基础设施的毁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但是从积极的一面看，由于外部生产要素的大量集中进入和内部生产要素必然启动的整合过程，灾区农业面临着产业重构的重大历史机遇。因此，灾区应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借助外力大胆推进改革，突破发展瓶颈，以制度创新为重点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1.大力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地震过后，灾区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加之异地安置启动的特殊的城市化进程，无疑将为灾区农用土地的重新配置提供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灾区重建的农业发展中，必须注重强化有效的政策激励，大力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充分推动多元主体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迅速发展，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创造必须的土地基础。农村承包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户承包地重新确权颁证，进一步明晰承包地的物权性质，以此为基础建立新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二是建立县级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中心，促进农村承包地经营权能够以市场需求为指向在更大范围流转，以农村承包地经营权资本化为依托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合理发展。
       2.合理利用重建资金，改善、提升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农业需要先进的物质条件装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大量建设资金进入的机会，合理引导建设资金流向，把改善和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改革投资方式，注重构建管护机制，着力改善农业灌溉设施、道路、能源等农业生产条件，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3.优化农业结构和布局，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地震使灾区农民的生活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要抓住灾后重建给农业带来的产业重构这一历史机遇，根据当地农业生产的资源禀赋，加大力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特色优势，优化生产布局，重点突破“一乡一业”和“一村一品”，以打造特色产业链为主线选择和培育主导产业，促进农业的产业升级。
       4.依托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要注意抓住灾区产业重构的重大机遇，围绕特色优势加大农业空间布局调整，以对口援助地区为主攻方向，全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在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方面取得超常规的突破。以其为主要依托，促进灾区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化发展，进而有效带动现代农业快速发展。
       5.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为现代农业提供资金支持。灾后重建中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在此过程中，要在合理统筹使用各级财政、社会捐赠、对口支援、银行贷款等各类建设资金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有效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的状况，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支持现代农业的强大功能。一是实施放宽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对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等社区金融机构给予有效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其体制和机制优势，更好地满足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难以覆盖的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二是创新符合农村特点的贷款担保机制，推广和发展农村各类联保模式，特别是要扩展贷款抵（质）押品的范围，推行土地承包权、林权、农作物、牲畜、基础设施、宅基地等抵（质）押方式，更有效地满足农村内部的金融服务需求。

       五、对灾区农民采取多元化安置模式
       灾区农民安置面广量大，任务尤为艰巨。在这一过程中决不能为安置而安置，为缓解短期矛盾而对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就主要方面而言，灾民安置必须要有长期的战略眼光，必须与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恢复生态系统功能的战略任务有机结合。因此，应当因地制宜，区分情况，分类推进，以尽可能尊重农民意愿和满足农民需求为首要前提，采取异地与就地结合、分散与集中并重的多元化安置模式。
       对地质灾害隐患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已完全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重灾区域，应在对农民放弃耕地和宅基地给予合理补偿基础上进行两种方式的异地安置：
       一是选择合适的区域实施生态移民，提供新的居住环境和农用资源条件，为一定数量的灾区农民创造相对更好的发展空间。
       二是对部分主要劳动力已在城市务工的受灾家庭，让其直接在城市落户，完整享受城市居民各种待遇，以“无地”异地安置的低成本方式，有效推进受灾地区原本十分滞缓的城市化进程。
       除此之外的其他区域，则应坚持就地安置为主的原则。由于受灾农户对未来生活和发展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关系的协调十分复杂和困难，因此农村灾民就地安置切忌简单的一刀切和统一模式，政府即便是出于良好愿望也极有可能因过度介入而引发许多难以预料的矛盾。对灾区农民就地安置应特别关注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高度重视构建农民的参与平台。灾区农民长期生活在当地社区，他们非常熟悉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清楚灾后安置重建所面临的优势和潜力、困难和劣势，有立足当地实际发展自己的内在需求和愿望。因此，在安置重建中应当构建农民自主参与的内在机制，让农民能够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从自身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安置方式。简而言之，农民是灾后安置重建的利益主体，充分保障其基本利益是灾后安置重建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做到灾后安置的过程，既是农民重建家园信心不断增强和参与灾后重建主动性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又是广大农民的“民间智慧”能够充分汇集和各种现实需要得到有效满足的过程。
       二是以农村社区为重点实施相对集中的“整村推进”安置模式。我国农民历来具有较强的社区归属感，社区群体是其最基本的生存特征，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其特有的社区凝聚力是灾后安置重建中需要特别重视和充分挖掘的重要精神资源。因此，一方面灾后安置重建一般不应轻易打破已有的农村社区边界，要尽可能保有原有的资源利用格局，稳定原有的利益关系，保留农村社区内部低成本、高效率的沟通、协调、合作等功能。另一方面同样要构建农村社区在安置重建中的自主参与机制，借鉴我国扶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十分成功的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重点的“整村推进”发展经验，倡导并支持社区主导型的灾后安置重建模式，应真正赋权于社区，将安置重建中建设项目的选择、实施、监管等重要权利交给社区，既通过充分调动社区自主参与的能动性实现保障社区成员共同利益的目标，又避免简单化大规模集中安置可能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六、坚持灾后重建以保障农民利益为主线
       对农村灾区而言，灾后重建不仅仅是简单的项目建设，更不是单纯的大规模建设资金的集中投入，而是面临着利益关系的复杂调整，需要不断地推进制度和政策创新。因此，在农村灾后重建中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始终坚持以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为根本，始终坚持以市场化机制为动力。要力求避免过度追求短期化效应的有害倾向，尽可能防止出现各种有意或无意损害农民利益的偏差。
       一是在灾后重建中必然存在耕地、林地、宅基地等土地资源的调整或整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应当强调坚持市场化的利益补偿原则，防止以救济和扶助为由变相剥夺农民利益，以低成本方式完成农用耕地或农村建设用地的行政化集中过程。
       二是灾后农民安置矛盾多、压力大、任务重，极易促使政府选择短期安置成效显著的大规模集中安置的行为取向，但这可能因为与农民生产生活的现实需要脱节而违背其意愿，从而成为政府一厢情愿的选择。因此，农村灾后安置重建必须防止简单的大集中统一模式，防止安置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变相为政绩过程。
       三是此次特大地震灾害给灾区农村造成了巨大损失，灾后重建工作也因此得到了政府和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强力支持，政府投入和社会捐助资金数量都达到空前规模，这是确保灾区重建工作能够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保障。但在此条件下要特别防止政府不加区别地包揽一切，防止因农民被排斥而抑制其重建家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防止在一定程度上助长部分灾区农民可能产生的被动依赖的不利倾向。

以城乡统筹方式推进灾后重建

◎陈家泽 周 灵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成都在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总体情况，分析了地震灾害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成都的灾后重建，应该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充分协调区域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抓手，按照城乡统筹的方式启动与推进灾后重建。把灾后重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城镇化建设、产业合理布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生态移民及异地搬迁、发展城乡社会事业相结合，以科学、合理、人性的方式实施灾后重建。
       [关键词]成都；灾后重建；城乡统筹
       [作者简介]陈家泽，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周灵，成都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正当成都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全面推进成都试验区建设的关键时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正在冲击成都的经济社会发展。地震不仅使成都市处于龙门山地震断裂带的彭州、都江堰、崇州、大邑等主要受灾地区城乡的工厂、旅游景区、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居民住房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且还波及到整个成都市，对全市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从全市经济运行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的受损来看，震灾对成都的损害是全方位的，深远的，成都因此成为“经济重灾区”。 
       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和中国西部重要的特大中心城市，既是这次特大地震灾害的受灾区，更是四川灾区恢复重建的重要枢纽和中心。因此，做好成都的恢复重建对整个灾区恢复重建具有特殊意义。而成都的灾后重建，应该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充分协调区域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抓手，按照城乡统筹的方式启动与推进灾后重建。把灾后重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城镇化建设、产业合理布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生态移民及异地搬迁、发展城乡社会事业相结合，以科学、合理、人性的方式实施灾后重建。
       一、成都地震受灾总体情况
       汶川特大地震对成都市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紧邻震中的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大邑县受灾严重，据民政和统计局不完全统计，地震造成全市直接经济损失合计1273.4568亿元。
       截止6月19日，全市受灾人口合计281.97万人，因灾致伤2.81万人，死亡4264人，失踪515人；全市房屋受损17853.51万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512.58亿元；道路、桥梁、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学校、医疗机构等公共设施及基层政权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龙门山脉北部山区及相邻平坝区域自然资源遭到破坏，都江堰市等地部分自然文化景观及重要文物遭到破坏，旅游业、农业受损较重；工业经济因停工、原材料供应受阻等受一定影响。
       （一）基础设施方面
       学校教育：直接经济损失36.6394亿元。1635所学校受灾，灾损校舍面积达到了原有建筑面积的44.6%，其中倒塌和严重损坏的校舍面积1410432平方米，跨塌校舍18.5万平方米，形成危房190.1万平方米，可维修损毁房屋24.3万平方米；教学设备、仪器受到损坏，仪器设备损毁81.1万台（件）、损坏课桌凳7.1万套，毁坏图书22.6万册。
       医疗卫生：房屋、设备、药品等直接经济损失13.7168亿元。办公及宿舍损毁955132平方米，其中跨塌房屋面积2.3万平方米，需拆除重建房屋面积23.95万平方米，轻微受损（可修复）房屋面积44.24万平方米；损坏医疗设备4326台（件）。
全市路桥渠管网损毁679149公里，交通、水利和地方电力经济损失72.8473亿元。其中，交通运输：公路、桥梁、隧道、码头等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经济损失41.7857亿元。水利枢纽：中小型水库、堤防工程、供灌水管道、农村水电站以及水产等受损，经济损失24.5401亿元。地方电力：50座电站、7641千米输电线路受损，直接经济损失6.5215亿元。
       （二）就业岗位方面
       2007年，全社会从业人员687.13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36.017万人，占52.4%，乡村从业人员326.96万人，占47.6%；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179.33万人，占26.1%，第二产业210.26万人，占30.6%，第三产业297.54万人，占43.3%。
       截止6月1日,全市因地震失去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各类城镇失业人员6.09万人,其中都江堰、彭州和崇州三市6.05万人;因地震失去农业收入来源的农业劳动者1.37万人,因地震导致的零就业家庭2.79万户,其中96.7%来自于受重灾的3个市。
从产业角度看，地震对第一产业的就业岗位影响相对较小，据对灾区100户有外出务工的农户调查，家里田地损毁不能耕种的19%，且有近四成的外出务工灾后返乡人员不打算回乡就业，准备安置好家庭后再外出务工。预计一产业由于田地损毁造成失业人员较少，估计影响就业减少1%。
       地震对第二产业的就业岗位在短期内有较大影响。这次地震特别是都江堰市城区破坏极大，地震导致工厂企业不能正常生产，余震使大部分建筑施工企业、房地产业停工，形成部分人员暂时性失业。
       地震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影响最大。重灾区大部分是风景名胜避暑区，地震使灾区的道路及旅游设施遭受严重破坏，旅游客源锐减，从而使成都全市的旅游业、商贸餐饮业、旅馆住宿业等经营陷入近年来从未有过的低谷，从业人员大多失业或半失业。2006年,全市仅城乡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40.32万人,其中城镇30.81万人,乡村9.51万人;2007年,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个体户140，080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40，981人。预计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减少1.2%。
       （三）产业方面
       工业：全市4057户企业受损，57个重大产业化投产达产项目有22个项目可能会推迟。因地震使厂房、设备、设施、产品和材料损失，以及停产和在建项目受阻等损失合计94.2049亿元。
       农业：粮食作物受灾面积191797亩，经济作物受灾面积131512亩，大棚损毁面积3276460亩，损毁沼气池24032口，经济损失6.0118亿元。
林业：林木毁损477042亩，林区道路、输电通信线路、电站等损毁，经济损失31.2078亿元。
       商业：商贸业商贸网点等公共建筑损毁1076810平方米，全系统直接经济损失21.88亿元。其中灾区四市县商业网点损毁71处,专业市场损毁21个,直接经济损失达21亿元。
       旅游业：从旅游设施方面看，79个景区受到破坏，2762个宾馆饭店不同程度受到损毁和影响，直接经济损失233.8082亿元。由于部分旅游景区、公共服务设施、旅游城镇受损比较严重，游客接待量下滑明显，其中重灾区下降80%以上；航空客流量大幅下降，预计全年仅为1300万人次，相当于5年前的水平；酒店客房出租率目前只有30%左右；部分旅行社基本停业，直接从业人员面临收入减少或没有工作的困境。截止目前，全市旅游业累计损失超过300亿元。
       二、地震灾害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地震灾害使成都成为“经济重灾区”
       此次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成都市位于沿龙门山断裂带一线的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等地称为重灾区，受灾面积大，范围广，受灾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其他区（市）县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直接损失。例如，西部的郫县、南部的双流县直接经济损失分别达11亿元、2.2亿元。从间接损失的角度来看，全市经济运行的环境发生了突变，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冲击。全市交通运输、水利工程、工农业、教育、卫生以及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旅游等不同程度遭受破坏和影响。国有企业、矿山企业，城建、商贸、文化及宗教等系统和机关事业单位等部门和行业，因地震灾害造成设施、设备等损坏。成都19个区（市）县，2006年综合实力列四川省前20位的市县有12个，列西部百强县的有9个，其中双流县、温江区是全国百强县。震灾造成成都的直接经济损失1200多亿元，占全省灾区直接经济损失万亿的12.3%。据初步测算，因灾影响2008年全市经济总量2-3个百分点，经济增幅由原来的13%估计将下降为10-11%，达900亿元左右，对全省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在2700亿元左右。因此，成都市在这次灾难中，不仅有部分区域是“自然灾区”，而且整个市域范围都成为了“经济灾区”，这对成都市推进城乡统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二）产业发展受到拖累
       农业：小春粮食有所减产。截止5月23日，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约71万亩，占全市播种面积的13.4%，全市死亡大牲畜15万头。初步测算，小春粮食可能减产5%左右，畜牧业发展也受到短暂影响。对全年农业发展的初步判断：大春生产占全年农业生产的60%以上，是农业生产的大头，通过抓大春生产和畜牧业补栏，将能弥补小春生产和畜牧业发展所受的损失，农业受影响程度将有所降低。但农业由于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仅能恢复到近5%的增长水平。
       工业：工业企业不同程度的停产对短期工业生产有一定影响。从区域看，除了两个重灾区外，其余区（市）县的工业企业大多已基本恢复生产，规模以上复工企业占全部企业的89.3%。从行业看，化工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大，食品、医药、生活用品行业生产情况较好。
       旅游业：重灾区域是成都市旅游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拥有多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国家和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等。其中都江堰具有非常重要的旅游空间承载价值，不但是四川省旅游发展未来的五大旅游区中的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从空间和区位上来看还是联结九寨国际度假旅游区和峨眉国际度假区的空间枢纽，同时又是大成都旅游区重要的吸引力枢纽，其产业的空间价值和价值链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次灾难造成了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严重毁损，旅游景区、宾馆酒店、旅行社均不同程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合计超过254.37亿元，占全部直接经济损失的比重超过1/5，对成都市旅游业的影响巨大。
       （三）重灾区与统筹城乡生态建设、山区脱贫等功能区域重叠，城乡统筹发展进程受阻
       从地质构造的深部机理看，此次地震是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地震能量主要沿龙门山断裂带释放，因此，成都市域范围内受灾较重的区域主要是位于沿龙门山断裂带一线的西北部的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等地，受灾较重的乡镇也主要位于山区。这些地区是成都统筹城乡过程中的生态建设的主体功能区域，也是山区脱贫的重点区域。
       地震使部分耕地、林地遭到破坏。如崇州因地质地理条件发生变化而难以恢复的林地面积就高达27万亩，彭州因地质地理条件变化而难以恢复的耕地面积达21307亩，大邑县受灾耕地灭失面积达2035亩，这些耕地、林地的毁损使得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改变。
       特色农业资源遭到一定破坏。重灾地区是全市蔬菜、水果（猕猴桃）、中药材种植及冷水鱼养殖最为集中的区域。2007年，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四县市第一产业增加值合计为58.66亿元，在全市的占比达到31.3％。其中，林业总产值合计为2.33亿元，占全市的比重高达47.6％。地震使成都山区的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大量山体位移、滑坡，植被遭到破坏。近年山区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种植势头良好，但在这次地震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经济作物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遭受了较大的破坏，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损失严重。灾前，成都山区人均年收入仅为中心城区人均年收入的1/3，地震使山区灾民生产资料和收入项目大量被毁，生态旅游停止，特色农业受到影响，减收已成定局，山区脱贫致富进程进一步推迟，地震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在灾后重建中推进城乡统筹的对策建议
       本次地震不仅仅是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对全市经济社会体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灾后重建不是简单恢复，而是要将重建转化为实施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契机，从而推进经济结构的提档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在考虑灾后重建时，则不仅仅涉及基础设施、城镇体系的恢复和重建，更重要的是，按照统筹城乡的思路，对灾后重建进行统筹规划，推进家园重建和产业重建等等。
       （一）全面进行灾后重建的统筹规划
       1、灾后重建规划应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契合
       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强调，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应当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优先恢复重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务设施；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兼顾，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主体功能区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并坚持统一部署、分工负责，区分缓急、突出重点，相互衔接、上下协调，规范有序、依法推进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成都灾后重建规划必须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契合。
       主体功能区是指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的一种空间单元。科学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必须体现从追求GDP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人口与经济的合理分布、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为区域分类调控提供依据。灾区重建规划是灾后科学重建的基础。灾后重建不只是要给灾区人民一个遮风避雨的居所，它是要通过长远的规划和具体的建设，使受灾区域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并将重建转化为实施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契机，使区域乃至于全国经济和社会整体都能受益。
       2、灾后重建规划的政策支撑
       一是争取更多的吸纳灾民移民居住和就业的土地指标。一方面，异地重建的乡镇、接纳灾害移民和生态移民的乡镇都需要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支撑，另一方面，成都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保持灾后经济社会仍然平稳发展，促进产业振兴，带动全省经济复苏，也需要更多的产业发展用地指标。因此，有必要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灾区重建规划向国家争取更多的土地指标。
       二是制定促进人口流动的政策。针对仍然居住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居民，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他们自愿移民；针对无生产资料或工作的灾民移民，要制定配套的就业和创业促进政策增强他们的自身发展能力；针对异地安置的灾民移民，要通过深化城乡统筹的户籍制度改革和加强社会管理，形成包容、接纳外来人口的社会氛围，使他们平等的享受公共服务，能尽快融入迁入地。
       （二）优先推进家园重建
       1、城镇重建
       由于此次地震对城镇体系的破坏较大，城镇又是未来承载灾民和移民的最重要的载体，因此，要对重灾区域的受损城镇体系进行重新规划。灾后城镇体系的重建首先要充分考虑受灾地区的地形地貌等自然地理环境，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不同区域城镇设防烈度，在灾后重建时尽可能做到“三避开”，即避开地震断裂带、避开极度生态脆弱区、避开次生灾害高发区。在此基础上，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从区位条件、人口、资源、产业关联与聚集性、土地利用结构、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方面对城镇体系重建进行综合考量，按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建设的整体需要，统一规划、重新选址、合理布局、集中居住，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2、城乡居民住房重建
       地震使得灾区人民一生积累的财富尤其是不动产在顷刻间化为灰烬，因此，住房问题解决不好，容易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解决灾后城乡居民住房问题显得尤为艰巨而紧迫。要探索把灾民安置和促进灾后房地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使全市因地震破坏带来的上百万居民的即期刚性住房潜在需求变为现实有效需求。要在农村居民住房重建中注重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互动，使灾后重建与统筹城乡，推进“三个集中”结合起来。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重建
       交通、能源、通信、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在地震灾害中损毁严重，重建公共服务体系任务艰巨。应按照城乡统筹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重建灾区的公共服务系统。公共服务设施仍要以政府投入为主，要提高这类建筑的抗震标准，同时借鉴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在这类设施中加入灾害紧急安置功能，在灾害发生时可以作为人们的避难场所。基础设施建设则要多方筹集和用好建设资金，通过争取国家发行地震灾区重建专项国债、争取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市对口援建、开放可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等方式来加快灾区基础设施建设。
       4、社会保障体系重建
       此次地震可看作正在推进中的城乡一体化、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的契机，同时，也为区域性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推出提供了一个试验区。应在灾后重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借机完成“扩面、提标及出新”的有关制度政策安排。此次地震产生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造成为数不少的“三孤”人员，地震使他们缺失了基本生产生活能力。在为一般灾民提供住房、医疗和生活保障的同时，政府还须重视并持续性为这类特殊异质人口提供特别援助。应建设一批残疾人康复中心、孤儿中心和敬老院等社会福利设施，采取多种形式解决“三孤”人员的生活福利问题。为此，有关部门应在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社会津贴、医疗保险、简易临时住房等民生保障方面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力度，统筹解决灾区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具体地说，一是在补助或救助标准上实现城乡居民补贴的大体统一；二是以灾区作为试验区，以灾民作为试验对象，推出新的社保及福利政策措施，如灾民生活补助、“三孤”补助金、老人儿童家庭计划等，以此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三）大力推进产业恢复重建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城乡统筹的核心，灾后产业重建是灾后重建的主要内容。应当在中央的支持下，根据灾后重建规划，制定“产业振兴计划”，完善产业政策，以城乡统筹的思路来谋划产业恢复重建，对市场主体给出明确信号，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本投入到灾后产业恢复重建中去。
       1、支持产业结构调整
       灾后产业结构调整是产业支撑体系恢复重建的重要内容。凡在重灾区域内对环境承载、水资源安全、生态脆弱性不再适合的落后产能（即包括高耗能、高污染和高资源消耗的产业能力），只能采取逐步关、停、并、转的措施，并将其引导到适合发展的产业园区。实施这种市场失灵的、很大程度上基于不可抗力的强制性结构调整政策，应该预先设计出一种“成本分摊”机制，以有利于从大局出发，顺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建议在国家“灾后重建基金”中，单列出一块“灾后重建产业结构调整干预平准基金”，主要支持重灾区域落后产能的迁建、转产、产业升级，支持方式可以选择贷款贴息、供地补贴、基础实施补贴、购进动力价格补贴等等。
       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综合考虑灾区产业与非灾区产业的相互衔接与相互合作，并在城乡统筹的制度与政策框架内，按照合理分工、产业互动、优势互补、链条延伸的原则，重建成都的三次产业体系。
       一是增加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挖掘装载机工业、硅矿开采及多晶硅单晶硅生产、工程塑料与精细化工业、钾矿开采与钾肥生产等中西部外商投资目录所没有的一些产业。
       二是放开航空工业产品制造，将成都作为大飞机和支线飞机生产研发基地。
       三是发展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批准设立成都国家级中小企业示范园区。
       四是建设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土地适度集中与农村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经营。
       五是优先安排重大项目建设。如加快成都第二机场的建设，增强成都交通通信枢纽能力；支持成都规划直升飞机制造等重大产业化项目和学校、医院等民生项目。
       六是支持灾区功能规划和产业调整。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业集中发展区整合，规划论证工业集中发展战略后备基地，规划建设一批农林牧产品一产基地和加工基地，完善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和辐射功能。
       七是扶持房地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地震对成都房地产业和旅游业的损害巨大。建议中央支持成都率先出台鼓励房地产消费的相关优惠政策，并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金融扶持，使因地震形成的上百万居民的即期刚性住房潜在需求变为现实有效需求，把灾民安置和促进成都房地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解禁途经成都市的旅游线路，把成都市纳入对美旅游开放和对台开放周末包机城市名单。
       八是组织对口支援产业项目重建。建议中央鼓励并协调各对口支援省市在完成灾民安置支援的基础上，开展对灾区的产业项目支持，帮助灾区市县建成一些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环境保护要求，有一定技术含量、能吸纳就业的产业项目，帮助灾区增加就业和税收。这种对口支援更具有长远性和战略性意义。
       2、培育企业活力
       对重灾区域的所有企业，包括进入新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区的企业，试行增值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免二减三”的特殊优惠政策，试行期暂定五年。
对凡是吸纳灾区移民劳动力就业的重灾区企业和进入上述园区的企业，应由中央财政专款设立一个“灾后产业恢复重建基金”给予生产性贷款贴息，贴息期限不短于三年。
       对重灾区域震前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和旅游业，要根据资源环境修复、震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实施产业振兴计划。建议由中央、省、市政府共同出资设立“特色农业和旅游业灾后恢复重建投资基金”，对重灾区域这两大产业给予恢复性的投资引导。同时，这个基金还可以对市场主体进入重灾区域这两大产业的投资，视其投资强度和投资领域，给予一定比例的“种子基金”式的扶持。
       建议中央政府对重灾区域的农业增加补贴比例，主要指：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农业保险费支出补贴。同时，从今年大春开始，由中央财政对重灾区域的粮食收购价给予“补贴性加价”，即在国务院今年3月27日宣布的每斤稻谷加价7分钱，每斤小麦加价3—5分钱的基础上，再加价各5分钱。这一“补贴性加价”试行期暂定三年。

成都旅游业灾后重建的思考与建议

◎杨小英   

      [内容提要]地震给成都旅游业带来五大困难，一是旅游景区损坏严重，二是旅游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三是旅游企业损失严重，四是旅游城市的认知度和安全感面临严重挑战，五是地震灾害给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内伤”严重。同时，也为成都旅游业重建带来现新的自然资源、新的人文资源、新的旅游景观和新的发展机会。在充分认识这些困难和机遇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成都旅游业灾后重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成都；旅游；灾害重建；建议
      [作者简介]杨小英，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

      5•12汶川特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灾难，也给四川、成都旅游业造成重挫。面对灾难与困难，如何分析我们面对的现状，如何迅速恢复成都旅游业？现就自己的思考提出一些建议，谨供参考。
      一、地震给成都旅游业带来的挑战———当前的“五大困难”
地震对成都旅游业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它损坏了成都最好的旅游资源、主要景区和旅游产品。
      （一）旅游景区损坏严重。地震给龙门山脉沿线造成了极大破坏。龙门山（成都段）绵延260公里，山地面积占全市近80%，是我市山水湖泊自然风光、地质奇观、气象景观及动植物多样性等旅游资源的富集地，也是我市精品景区、优质景区及大众旅游产品的集结地。我市国家级自然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均在此，全市24个国家A级旅游景区中有14个分布于此，全市大众观光、避暑、休闲旅游景点也多聚于此。地震以后，有的景区已完全消失，一些主要景区也遭到毁灭性损坏，许多景区（点）都需要重新修复。成都旅游的“第一环境”———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二）旅游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地震造成了龙门山（成都段）沿线景区（点）旅游交通中断、旅游接待设施损毁、水电气管网和通讯设施毁坏、旅游水运和缆车等出现严重安全隐患。
      （三）旅游企业损失严重。受地震影响，各旅游景区（点）门票收入巨幅减少；旅行社因对游客实施紧急救援而接团成本增加，入境市场全面停团，出境市场严重受限，国内市场急剧递减；酒店入住率急剧下降，普遍低于同期平均水平，高星级酒店主要依靠商务客人，入住率平均也仅有同期的40%左右，目前家园国际、喜来登酒店入住率仅是同期的16%-20%；旅游企业在承受经济损失的同时，有的企业还不得不面临裁员，旅游从业队伍出现不稳定。与此同时，旅游因其就业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而对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吸纳”功能（仅2007年全市旅游新增就业就达1.7万余人）面临着极大挑战。
      （四）旅游城市的认知度和安全感面临严重挑战。刚刚建立起来的对成都旅游消费的信心遭到破坏。因为大地震造成的大灾难，导致外地游客对地震具有恐惧感，对成都存有不安全感。“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在外地人眼中如今成为“成都———一座不敢来的城市”（取自网络语）。这表面看是成都旅游市场份额的跌落，旅游及相关行业收入的损失，实则是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城市信心的“震荡”。
      （五）地震灾害给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内伤”严重。就业难、创收难等隐性影响将在更长时期内呈现。龙门山（成都段）沿线拥有彭州、都江堰、崇州、大邑、邛崃5个县（市），土地面积占全市1/2，农业人口占全市近1/2，农民人均收入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该地区农民收入主要依靠一、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旅游业是这5个县（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地震毁坏了旅游景区、旅游设施，严重影响了趋于成熟的旅游市场，许多人将因此而“失业”。地震将使该区域相当一部分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而生存的人面临收入困难，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加之一部分家庭因灾而毁，一部分人因灾致残，因此，因灾致贫将会有所增加。这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沉重的翅膀”，也是地震给成都经济带来的“余震”。
      二、地震给成都旅游业带来了新契机———面临的“五大机遇”
地震在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同时，也为这个城市带来了特殊的旅游资源和发展机遇。
      （一）呈现新的自然资源。山形地貌，是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据权威机构通报：龙门山脉在地震中隆升了9米。山崩地陷、斗转星移，必然产生新的景观。地震毁坏了一些景区，但也创造了新的自然资源。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自然景观，如海子、堰塞湖、山体剖面等，出现了一些新的地貌形态、土壤、植被、流水、基岩、地层。山地之美是一种综合美，它包括山的形态、色彩、动态、听觉和嗅觉美，其中，以形态美为核心和基础，而地震恰恰使之得以更替。除地貌资源外，地质资源、水资源、气象资源、动植物资源和土地资源都将随之产生新变化。勿庸置疑：地震也是一次沧海桑田的演变。
      （二）呈现新的人文资源。人文资源亦称为“复合型资源”，最具旅游观赏性。山摇地动之后必有惊心动魄、感天动地的人和事，抗震救灾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因其具有特殊性、唯一性，所以极富开发价值。如果及时予以搜集和整理，努力挖掘和提炼，将其与城市精神、传统道德等有机融合，并通过生动直观的形式将其“再现”或展示，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旅游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完全符合“受地区自然因素影响；必须经过开发才能被利用；不可再生”等旅游资源的基本特性。
      （三）呈现新的旅游景观。地震与其它的自然灾害一样，将出现许多人们平时意料不到的场景，这是无法“策划”、难以“创意”的，而这些正是打造旅游产品的基础和条件，如紫坪铺百花断桥、小鱼洞断桥、山体滑坡及民宅垮塌后留下的整体剖面等等，它们与德国科隆教堂保留至今的无数小弹坑和山城海德堡战后保留的断壁残垣一样的凄美，并彰显着卓绝的生命力，而德国科隆教堂和山城海德堡现都成为了世界级著名景点。地震造成龙门山（成都段）沿线公路、桥梁、涵洞、房屋及都江堰城市局部损毁，这些损毁的路、桥、洞、屋及场景有强烈的原真性和直观性，从旅游角度讲，这些都是旅游产品中的“吸引物”。地震造成的巨变也给成都旅游产业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
      （四）呈现新的发展机会。都江堰市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灾后重建面临着新的起点，有必要进行重新规划、重新定位、重新进行空间布局，这实际上给都江堰市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旅游城市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人们都知道：没有地震，就没有现在的丽江！对此，国外也有许多成功经验。如：法兰克福在二战中80%的建筑被摧毁，留下了3亿余吨垃圾，战后迅速重建，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都市。如能将都江堰•青城山世界遗产地的修复与都江堰城市灾后重建统筹协调，将历史和现实结合、文化与自然交融，把古堰、城市、遗址（地震）统一策划，将都江堰市做为一个完整的“大景区”来规划、布局和建设，使景区、城区有机融合，真正做到城在“景”中，“景”在城中，使之成为有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都江堰市因古堰而得名，也完全有可能因震后重建而再度闻名于世。
      （五）旅游基础优势仍在。地震虽使成都休闲度假自然资源遭到巨大破坏，但成都的商务旅游资源、乡村旅游品牌，以及作为西南地区旅游集散地的地位和功能并未受损。与此同时，因为此次地震中汶川被高度“聚焦”，因此成都在境外因地震灾害造成的社会影响小于境内，地震对成都旅游业的负面影响范围可控。
      三、加快成都旅游业灾后重建的建议
      （一）全域成都、三大原则
      灾后成都旅游重建应坚持“立足成都、辐射全川、影响全国”的总体思路。重塑“平安成都”的信心和形象，抓住对全省具有示范性、带动性及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项目，抓好策划与规划，有序推进持续发展。
      重建中应遵循三个原则：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社会效益的增长相结合；近期复苏与长远发展相结合；乡村与城市统筹发展相结合。旅游重建应注重功能、景观和多元化吸引要素的共同培育。如：灾后群众生产生活的恢复中应注意采取原住民的原址重建、异地新建和城镇集中居住区建设等多种方式，将各类美丽村落的构建与新农村的建设相融合，推动乡村与城市的同步发展，以避免乡村（社区）文化、乡村风景的丧失，促进多元化的旅游资源的繁荣，实现成都自然旅游资源的“再造”和持续利用。例如：日本1986年遭受台风袭击，灾后重建实行了“集体迁移”，但保持了各村落之间的独立及原来的村落风貌、邻里关系。建设中，全体村民签署环境协定，对屋檐滴水路距、围墙花带用地、墙体和树林带限高、树丛半径等都作了约定，村民自家的园艺地成为当地一景。
      （二）危机公关、恢复市场
      世界旅游组织将危机事件界定为：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信心从而使目的地无法正常运行的突发事件。危机公关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高效处理旅游危机事件的有效措施，也是较为成功的旅游灾害应急管理办法，其工作着力点不仅着眼于当前，更立足于长远。
      成都旅游灾后重建应立即推行危机公关管理，帮助旅游者、旅游业界恢复对遭受危机影响的旅游地点及城市的信心，最大程度上消除或缩小危机的负面影响。通过危机公关，重树信心和形象，目的在于尽快恢复旅游市场。
危机公关的主要做法是：
      1．政府精心调动舆论。通过媒体公正、准确地告知灾区受灾情况，以保证媒体的公信力。
      2．制定旅游重建计划。政府出资用于主要景区（点）和旅游基础设施的尽快修复。
      3．给予政策积极扶持。如：实施签证费、落地费、出境税等涉旅费用的减免措施，推行免税购物等。
      4．企业联盟让利促销。航空、酒店、旅行社、景区等旅游企业联合实施“特价促销”，推出“有奖促游”，着力开发家庭、老年人、青年人、妇女和高收入群众的消费潜力，激活旅游市场。2005年泰国在海啸后采取此法，受灾最重的普吉岛在短短2个月内即开始全面恢复，当年泰国的旅游收入基本上未受到影响，且达到了比上年递增12.9%的好成绩。
      5．开展各种纪念活动。重塑旅游安全目的地形象。
      6．顺应规律变法营销。旅游营销以“走出去”为主变为以“请进来”为主。将营销经费直接投放到游客身上，换言之，亦称为“买客”，它既抓住了旅游营销最高效的传播途径———口碑，也符合旅游营销成效评估规律。如：泰国在海啸后诚邀中国旅行社和相关单位，组织了7千余人赴泰国海难灾区旅游，为海啸受难者遗孤奉献关怀，参与灾后重建捐助活动，并得到泰国皇室接见。其结果，这支团队直接或间接给泰国经济带来了大约2亿泰铢（约合500万美元）的收入。
      7．开展金融资助行动。协调金融机构制定资助旅游计划，向旅游企业发放“紧急贷款”。
      8．争取国际有效援助。例：亚太旅游协会（PATA）为帮助自然灾害地区恢复旅游业的旅游发展基金；国际性旅游展、旅游专业会议等等。如2005年海啸地区争取国际旅游组织在普吉岛召开了“重振海啸灾区国家旅游业会议”，向全球展示了灾区重建的良好形象，复苏了国际客源市场。
      （三）扶持企业、生产自救
      成都旅游的重建，企业既是基础，也是骨干。当前，旅游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因停产（减产）导致无收入来源（收入困难）、资金链断裂和队伍不稳。成都旅游市场的重建，增强企业信心、调动企业积极性、鼓励企业生产自救是关键。首先，借鉴“非典”时期的政策予以扶持。即：政府贴息贷款，限量限期退质保金，从业人员社保由政府承担，并提供最低生活补助，以稳定企业、稳定队伍，扶持企业渡过难关。第二，对旅游企业在抗震救灾中为紧急救援游客而增加的支出适当予以补贴（全川仅1万余人），减轻企业压力，鼓励企业轻装上阵，积极开展组团。第三，坚持“政府指导，企业联盟，整合产品，让利于民”的指导思想。将全川旅游产品进行重组，重新编排四川•成都旅游线路，由近及远，先省内后省外，以大众旅游激活市场。第四，抓住每日抗震救灾新闻发布会机会，发布并传递旅游信息，为旅游市场的恢复进行舆论“开道”。
      （四）省市联动、规划龙门
      龙门山是成都一道天然的自然生态屏障，也是成都旅游自然资源的聚集地和旅游景区（点）集结地，龙门山的规划和开发，对成都旅游具有战略意义。龙门山（成都段）旅游资源开发在灾后应迅速完善工作方案：首先，应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其开发范围、新建项目应避开地质断裂带、滑坡和泥石流威胁区等不利地段；对地震断裂带（龙门山地质公园）应作好专业规划，趋利避害予以利用。其次，迅速安排灾后旅游损失评估和龙门山（成都段）旅游资源复查，由于地震的因素，龙门山旅游带的开发应据实进行调整。对开发范围、开发深度及承载力，产品档次及类型都应据震后的资源、条件和环境完善发展思路，制定发展策略，并据此制定成都旅游营销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做好灾后旅游全面复兴的基础工作。第三，龙门山（成都段）的开发应放进大龙门山脉来统筹考虑，应与省及相关市（州）联动，统筹规划、优势互补，在充分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科学利用。如全省整合、规划龙门，共建四川省“中国地震博物馆”。
      （五）保护遗址、重建“优城”
      都江堰市在此次灾难中既是地震灾区，更是赈灾基地，而且也是唯一的国家级旅游城市。因此，成都旅游灾后重建无论从当前讲，还是从长远看，“一地一城”都是重点，即都江堰•青城山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恢复和都江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重建。
      首先，尽快实施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恢复。都江堰作为著名的世界遗产，是我市的精品景区和旅游品牌之一，地震损坏了景区，冲击了品牌，但因其自身的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决定了都江堰•青城山世界遗产旅游品牌“损而不亡”，因此，应尽快修复景区，重现昔日风彩，也可重树游客的信心。如印尼海啸的巴厘岛和地震后的日惹等几大旅游胜地都在灾后迅速修复。
      其次，以“中国地震博物馆”为抓手，重建都江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①重视和科学利用“遗址文化”，借鉴国际国内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如：德国科隆教堂、海德堡战后重建成为世界著名景区或城市；美国新奥尔良市飓风袭击，重建中因地制宜将一些低洼地区顺势改变为沼泽公园；唐山震后重建将地震造成的20余平方公里的沉降地整体打造为了“南湖公园”；黑龙江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建成世界战争遗址公园并申报世界遗产。此外，邢台地震纪念碑、呼伦贝尔诺门罕战争遗址陈列馆、大连东鸡冠山日俄战争遗址、辽宁营口中日甲午战争遗址、舟山鸦片战争遗址公园、大连旅顺口战争遗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都已成为国家级旅游景区（点）。
      ②都江堰“中国地震博物馆”的定位。都江堰临近龙门山地质断裂带，地震留下各类遗址，打造四川省“中国地震博物馆”率先启动的重大项目具有现实条件。因此，都江堰市在“中国地震博物馆”中的定位和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所在地；汶川地震救援基地、伤员救治基地；中国精神教育基地；地震知识科普基地；国内外救援“友好遗迹”展示基地；成都支援兄弟市（州）的见证基地；影视外景拍摄基地。“中国地震博物馆”的建设可为都江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重建注入新的活力。
      ③都江堰“中国地震博物馆”建设意义及潜在市场。意义在于：固化历史瞬间，化害为宝永惠于民；展示中国精神，昭示感恩之情；地震将城市变为废墟，重建将废墟变成为“精神家园”。市场在于：地震遗址的原真性和境内外援助行动“友好遗迹”的集结展示，既可借此回报援助地政府及人民，又可用以吸引所在国及城市的游客，创造援助国及城市民众不因旅游而来成都的理由和机会，留下极大的旅游市场开拓和城市合作空间。
      ④都江堰“中国地震博物馆”的建设应总体策划、分步实施。当前，应注意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尽力发现。发现和挖掘新景、新观、新资源。二是尽力收集。如中央及国务院领导指挥抗震救灾中有纪念意义的资料、外援队伍事迹及实物等。三是尽力保留。有目的地保留有代表性的赈灾遗迹，如各地专业救援队伍、志愿者活动地，中德红十字野战医院、俄罗斯救援队宿营地、“重庆村”、解放军爱心洗浴站、汽车银行、原住民遗址、罹难人员悼念地等。四是尽力记录。抗震救灾中有许多值得纪念的人和事，应组织力量，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搞好口述（记录）历史。
      （六）瞄准周年，激活市场
      灾后旅游市场恢复的规律为：短途市场的恢复快于长途市场、国内市场的恢复快于国际市场。灾后应有计划地鼓励本地人旅游、吸引省内旅客来蓉旅游、招揽省外游客进而组织境外游客来川旅游，最大限度地缩短地震心理打击震憾期，尽快恢复成都旅游市场。全球历次大的自然灾害后，旅游恢复期一般为3—5年，但灾后第一年的起始工作具有特别的意义。
      旅游营销核心是产品，本质是创意，目标在市场。成都旅游灾后重建应立足周年，抓好系列旅游营销策划。一是纪念活动。设题开坛，如“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经验及范例”论坛；“5•12”汶川特大地震生命之路纪念碑揭幕仪式；“中国村”（全国各地外援实景聚集地）开村仪式；“中国志愿者活动营地”开营仪式；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景区修复峻工后的第一个“放水节”；灾区新学校全面峻工仪式；中国板房博览地揭幕及中外帐篷、移动房博览会。二是推出主题游线。如：感恩之旅———让“伤员”到成都寻找抢救自己、救护自己的恩人，讲述感恩的故事，为“精神家园”充实“精神食粮”；寻找之旅———欢迎全国的志愿者故地重游，体验和了解龙门山（成都段）沿线景区及城市灾后重建的情况。三是争取国家部委支持，把各项会议倾斜在成都，如争取教育部、建设部、国家旅游局来蓉召开灾后重建生产自救现场会等。
      （七）城乡互动，经营品牌
      恢复旅游市场，让人来看什么？近年来我市旅游着力与文化结合，形成了四大文化旅游品牌，即以都江堰为代表的遗产文化，以熊猫为代表的自然文化、以金沙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和以农家乐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农家乐伴随着城乡统筹硬件的提升和“旅游服务质量标准”软件的规范而真正成为全国最有认同度和影响力的旅游品牌，成为名副其实“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并最终成为了成都旅游的一个亮点。地震让都江堰景区受到损坏，但熊猫、金沙及大量的农家乐毫发无损。尤其是地震中农家乐成了市民的避震场所，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成都在“统筹城乡、四位一体”的发展中，城市反哺农村，繁荣了农家乐；当地震突袭，市民农家避震，农村抚慰了城市！成都旅游未来一段时间的宣传与经营点，应向乡村旅游转移，以乡村旅游作为成都新的重要启动点。大做乡村旅游文章，围绕乡村旅游，根据节庆策划节会、组织活动、推出游线，如：紧紧抓住奥运、“七一”、“八一”、“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阳节”、“圣诞节”、“元旦节”、2009年春节及学生寒暑假开展促销。城乡互动，以城促乡，以乡补城，以此刺激大众旅游市场的复苏。此外，2006年创最佳旅游城市期间，境内外游客为成都评出了十佳景区和六大潜力景区，此时应大力营销未损景区（点），如国色天香、建川博物馆等，以新的产品激活旅游市场。

创新机制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

◎王 健

      [内容提要]“5•12”汶川大地震灾后物质体系重建将耗费巨资，而社会体系重建更是任重道远。如此涉及广泛又复杂艰巨的重建任务，政府难以一力承担，必须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为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积淀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力量参与在灾后重建中对信息沟通、对外开放、改革政府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灾后重建作为政府制定重建计划的重点，以开放和灵活务实的姿态，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促进非营利组织成长发育；推动志愿服务广泛开展；引导灾民开展自助和互助，以重建社区为突破口实现生活重建和社会重建。
      [关键词]创新机制；整合；社会力量；灾后重建
      [作者简介]王健，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一、灾后重建政府难以一力承担
      （一）物质体系重建耗资巨大
      “5•12”汶川大地震是建国以来震级最高、破坏最大、波及面最广的一场浩劫。据民政部报告，截至7月7日12时，汶川地震已造成69195人遇难，374177人受伤，失踪18392人。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仅都江堰市一地，城市80％以上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山区和沿山区95％以上房屋损毁，初步统计全市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1}。从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来看，灾民安置、公共设施和房屋重建、产业重建等需要巨资投入，而地震带来的大量孤、残人员，需要巨额的医疗救治和后续康复费用，灾后重建将耗费巨资，仅以政府的力量，不可能承担，需要包括企业、民间组织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二）社会体系重建任重道远
      灾区的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包括人民生活的安置、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基础设施的修复和建设这些物质层面的重建，还包括社区组织的恢复和完善、人际关系的维护和稳定、人们心理创伤的治疗和文化群落根系的培育等等文化、精神层面的恢复和建设。地震打破了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还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区关系因此受到重创，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支持网络被解体。人是特定的社会群体中的人，单个的人和家庭只有生活在一个拥有社会支持的网络里，才会有安全感。作为自然属性的人，外在的物质需求可以通过来自他人的支持得到满足；作为社会属性的人，自发形成的社会体系才能给人来自自我的支撑。因此，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在灾后重建中具有核心地位，而其重要性远没有被认识到。在一些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过程中，曾经出现用7天时间建好了一个居民安置点的公共供水设施，但围绕设施使用引发居民纠纷。地震带来的人际关系撕裂、生活方式颠覆等巨大社会伤痛，需要时间，更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修复和重建。如此涉及广泛又复杂艰巨的重建任务，仅仅依靠政府是难以胜任的，必须依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二、社会力量成长为灾后重建提供了基础条件
      汶川灾后重建的最大挑战是治理(governance)，不是技术。这个治理不是单纯的政府管理(govern?鄄ment)，应该包括企业、社区、受灾群众和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的参与。民间力量参与抗震救灾抢险，为灾区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力方面的巨大支援，是这次汶川大地震后的一大特色。据财政部报告，截至7月1日12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548.25亿元。中央财政投入497.11亿元，其中：应急抢险救灾资金197.11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300亿元。地方财政投入51.14亿元。据民政部报告，截至7月1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53.68亿元，实际到账款物548.71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198.87亿元。{2}。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自社会的捐助占据救灾款物的近半比例，显示社会力量的强大作用。而据四川省团委的统计，来自国内外参与救灾抢险的志愿者达130万人，还有大量志愿者被劝阻未能前来灾区。
      社会力量参与抗震和灾后重建，是来自社会内部自发、自觉的要求，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的巨大变迁所积淀的结果。30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势力的巨大提升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富裕群体和一大批通常被认为是中间阶层的人成长了起来。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他们不仅拥有占社会比例较高的物质财富，同时对社会事务和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的敏锐和关注，面对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害的地震灾难，他们的道德热情和同情心被激发出来，一大批人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救灾工作中。有些行为主体不仅富有同情心，而且还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有条件、有意愿参与进灾区重建中来。另一方面，此次特大地震发生的时代特点也决定了社会参与的广泛性。5•12特大地震是发生在全球化时代的灾难。所谓全球化时代的灾难，指的是灾难传播具有瞬间性和开放性，灾难在极短的时间内扩展到全球空间。媒体不仅仅是报道者，而且还直接参与了并影响着事件的进程，舆论的参与吸引着、动员着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鉴于上述两点，政府在制定灾后重建计划时，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他们的参与留下空间。
      三、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力量参与对灾后重建带来的积极作用
      首先，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将加深灾区同外部的联系，推动灾区变得更加开放。在震前不为人知的偏僻小镇、村落，由于地震与外界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因救灾而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已经使灾区不可能再封闭起来了。这些社会力量改变着这一地区的信息流，带来了新的人流、物流和文化，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对灾区政府和灾民，在思想和行为方面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也使灾区在接受外来援助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开放和透明。因此，我们可以说，地震所带来的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改变了受灾的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加快了这些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
      其次，参与重建的各方面社会力量，为当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资源、经验和富有特色的文化，这将使灾区变得更加多元，更有活力，更为超前。地方政府需要以开放的胸怀，接纳各种形态的重建参与者。在这方面，需要克服一种挑肥拣瘦的心理。根据报道，个别地方的官员更愿意接纳现金，不太愿意捐赠者直接做项目。笔者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实际上，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参与，将给灾区带来多方面的经验。例如，各方面专家的参与，显然会使灾区在制定重建规划时，汲取我国各地9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经验教训，避开他们曾经走过的弯路。又如，来自国内外民间组织的项目援助，不仅使灾区得到物质援助和服务帮助，而且其先进的运作理念、运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就如同送上门的老师，让灾区受益无穷。
      第三，各种力量参与重建，为灾区改革政府、实行善治，创造了难得的条件。活跃的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其中，给政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他们希望灾区政府改进服务，创造一种机制，确立明确透明的规则，以确保所有参与者平等竞争。同时，他们也将对灾区政府的工作程序、工作绩效等进行监督、评估，使政府以更加开放、透明的方式运作，有助于消除腐败，提高执政能力。
综上所述，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重建，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将推动灾区尽快走出阴霾，实现高水平、跨越式发展，使灾难变成进步的契机。
      四、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几点建议
      “5•12”大地震使四川10多个区市县成为重灾区，数千万人沦为灾民，灾后重建工作浩大。因此，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应该成为政府制定重建计划的重点。而如何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重建，并使参与取得更大的成效，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出台一系列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的法规、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
      （一）各级政府要以更加开放和灵活务实的姿态，欢迎和接纳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性，抛开“大包大揽”的思路，发挥积极的协调作用，为这些参与到重建过程中的社会力量提供最便捷的渠道、最优惠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重建的积极性。
      对于政府而言，只要是有利于灾后重建的事情，就一定要去争取，与国内外各方社会力量建立广泛联系。要象对待招商引资一样对待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组织建立专门的队伍和社会机构，根据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意愿，制定参与重建的方案，协调各方关系，使援建项目得到妥善落实和实施。对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重建，要抱着宽容的态度，尤其是不应当对那些希望参与重建者进行道德评判，以自己秉持的道德原则作为遴选的标准。例如，包括万科在内的许多地产商对参与重建就很热情，但是有人对他们的热情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即使一些企业参与的动机不是那么纯粹，即使他们想大捞一把，又有什么要紧呢？只要他们参与重建的程序是合乎规则的，只要他们建设的项目是政策允许，并促进灾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就应当允许、欢迎他们参与重建，多一条街道，多一所学校，多一盏路灯，多一棵树，都是值得赞赏的善举，即使他们从中也赚了钱，只要利润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同样应该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二）创新机制，制定各项支持政策，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重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势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和富翁，也形成了一个有相当经济势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中产群体，在回馈社会、报效国家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愿、有能力参与灾区重建。灾区各级政府对此应该解放思想，创新机制，从制度设计上大胆突破，为民间资金参与灾后重建提供政策支持。如通过税收等政策调控措施，使企业和公民的捐助能够在税前抵扣，以此激发和鼓励企业的捐助积极性；通过捐赠、劝募等形式，促使社会富余（闲散）资金通过建立各种公益性的基金或基金会集聚起来，使之成为参与重建的重要力量。
      （三）尽快制定扶持和培育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相关地方性法规，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在全世界，非营利组织已成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一股巨大力量。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在两个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在重建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中起到中介作用，如民间的基金会、慈善会等。在非营利组织比较发达的上海，截止2008年6月12日，就有45家基金会通过民政局、慈善基金会、红十字会或其他渠道向地震灾区捐赠款物合计4039.44万元；共有14家基金会接受企业和个人等社会力量的捐赠款物合计5772.2万元{3}。各地的非营利组织还主动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努力探索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如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汶川孤儿助养助学基金以及援建希望小学的抗震救灾专项基金；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设立了母婴平安重建家园专项基金；上海市儿童基金会设立了四川地震专项基金；上海市老年基金会设立了抗震救灾为老助老专项基金等等。目前，上述专项基金的到账资金和协议资金总数已经超过4000万元。{4}二是为灾区和灾民提供直接服务，如各种民办学校、民营医疗机构以及在残疾人服务、老人服务、儿童服务以及其它各种福利性服务方面的非营利组织。他们以其专业化的优势，将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社会力量。
      近年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上海和广东等发达地区发展迅速，在社会领域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但在西部地区，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发展还是心存疑虑，在政策制定及社会环境等方面，还存在着限制或不利于非营利组织成长发育的诸多问题，如非营利组织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高、政府职能转变和购买服务进展缓慢、非营利组织准入程序复杂繁琐、扶持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较少等。
为了充分发挥非营利组织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四川省及成都市应该尽早制定促进非营利组织成长发育的地方性法规，改变对非营利组织严格限制和严厉管理的政策基调，减少对非营利组织的限制性、审批性条款，如可以将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变事前审查制为事后监督制，取消其对慈善类、公益类社会组织成立、变更、注销的前置性审批，强化业务指导单位的业务指导和事后监督功能，加快慈善类、公益类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步伐。完善对非营利组织监管、查处的操作性规定，以降低守法成本和增加违法成本，以及增加守法收益降低违法所得，来营造非营利组织生存的良好法制环境。
      同时，政府还要着力完善对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进一步落实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使更多社会组织获得接受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继续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以灾后重建为契机，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灾后社会重建和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大量扶持和培育非公募基金会等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大力培育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使非营利组织在灾后重建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四）建立和完善志愿者组织及工作机制，使志愿者服务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5•12”大地震之后，来自国内外的130多万志愿者组成了一支抗震救灾的强大力量，他们不仅以行动感动了全中国，而且为中国的志愿者行动起到启蒙和奠基的作用。灾后重建面临巨大的助残、助孤、济贫、环境保护等服务工作，仅仅依赖政府部门和有限的福利机构、公益组织，不仅在资金上难以有效保障，在人力上也面临巨大的缺口。志愿服务不仅可以通过人力资源支持，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志愿服务理念的普及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助人、利他、慈悲等人本情怀，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在发达国家，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相当高，如美国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1980—1990年代，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加志愿者活动约占到美国成年人的50%，1990年志愿者组织数量总数超过100万个。相比较而言，尽管中国的志愿者人数及提供服务的时间、内容，相比过去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不论是志愿者组织数量还是参与志愿服务的人数以及服务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成都市在2005年经市人大批准，通过了《成都市志愿者条例》，但《条例》距离实施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志愿者组织的资金支持，志愿者的招募、培训与管理，志愿服务的实施与绩效评估，志愿者的意外伤害保险等等，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因而成都市的志愿者服务还带有强烈的政府动员色彩，具有“脉冲式”参与、应景式参与的特点，常年持续进行的志愿服务尚未形成制度。介于志愿服务在灾后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部门应该制定和完善各项支持政策，引导和促进志愿者组织的成长发育，引导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志愿服务。例如，政府可以规定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大、中、小学学生每年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将机关干部从事志愿服务作为年终考核及评优的依据，将大、中、小学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作为升学、评优的条件，并将参与志愿服务作为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公开招考的择优条件，以此带动全市居民参与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五）加强社区建设，引导灾民自助和互助，以社区建设推动灾后社会重建。在灾后重建的社会力量中，受灾群众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力量，他们的生活重建、社会关系重建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从物质方面、精神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灾民的自救、自助、自强精神，更是决定他们未来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通过社区建设，引导和推动灾民实现社会参与，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应该成为灾后社会重建的重要着力点。
      每一个安置点就是一个新社区，它是灾民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构建新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场所，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起点。在抢救生命高于一切的震后救灾时期，灾民之间秉承相互救助相互支持的理念共度难关。在转入灾后重建阶段之后，由于生活而起的摩擦和纠纷已开始不断呈现。特别是安置点的设施有限，条件比较艰苦，公共设施的分派与使用将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因此，灾民集中安置点在建成伊始，就要参照成熟社区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社区组织机构、服务设施，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孤寡老人生活照料、残障人员的肢体康复、青少年教育、社区卫生服务、就业辅导及中介服务等各项公共服务，使社区成为政府服务灾民、连接灾民的基础平台。另外，地震造成的孤、残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生活在社区，这不仅是由于福利机构不足，难以接纳所有的孤残人员，更重要的在于，社区有助于他们融入社会，恢复正常生活。因此，社区在灾后重建中将担负起重要的救助和服务地震孤残人士的重任，政府要通过购买公共服务、“以工代赈”等方式，使服务对象与服务者之间实现同进步共发展的良性关系。灾民通过参与社区服务和活动，不仅可以提升社区素质，实现社区的和谐与进步，同时，也通过社会参与修复自身的心理创伤，重建和谐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实现家庭重建、社区重建目标的实现。

注释：
[1]向朝阳：《截至6月14日，地震造成都江堰3089人遇难》，《成都商报》2008年6月17日05版.
[2]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公告，《新华网》2008年7月2日.
[3][4]《上海市基金会采取多种形式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上海市政府网.]

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课题组

       [内容提要]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及其区域实现研究”（编号：07&ZD019）子课题“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对于人地关系系统而言，地震灾害是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灾后重建的实质是修复被自然灾害破坏的人地关系系统，其长期目标和必然要求是可持续发展，这需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将生态文明理念、行动、举措融入到灾后重建过程中，实现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共促灾区可持续发展。灾区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一种融入式的共建模式，为此，作者提出了统筹灾区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八项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灾后重建；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课题负责人：邓玲，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课题组成员：王倩、方发龙、王彬彬、李晓燕。
      对于人地关系系统而言，地震灾害是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生态文明建设是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灾后重建的实质是修复被自然灾害破坏的人地关系系统，其长期目标和必然要求是可持续发展，这需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将生态文明理念、行动、举措融入到灾后重建过程中，实现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共促灾区可持续发展。灾区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一种融入式的共建模式，它可以为我国的灾区重建工作乃至全球的灾区重建实践探索一条新的科学重建道路。

      一、可持续发展是灾后重建的长期目标和必然要求
      汶川地震是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以中央会议精神、国务院《条例》、《意见》、《方案》的千钧之力，全面领导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国际经验表明，灾后重建普遍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以“大干快上”为特征的重建初期阶段、短期繁荣后的调整阶段以及可持续发展阶段。汶川地震灾区也不例外，灾后重建的长期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灾后重建的重心是发展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当前救灾工作重心已从灾后救援转为恢复重建，中央要求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城乡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市场服务体系、防灾减灾和生态修复六大主要任务，使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生产条件达到并超过灾前水平，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灾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代内和代际之间的永续发展。它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而是三者互相影响的综合体，只有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每一单个子系统都健康有序发展，并且相互之间呈现出一种最佳耦合状态，灾区的可持续发展系统才是稳定且不断增效的。

      二、灾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灾区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央、地方、对口支援单位、灾区群众等各重建主体的共识。然而，选择怎样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却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较早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努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但是，多年来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一直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简单地把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环境建设，试图用单一的生态环境建设措施去解决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发展、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这一特征。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仍然以“人类中心主义”去建设生态环境、改变生态环境，以此来适应人类对物质需求的欲望和对工业文明的不懈追求，最终导致经济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可见，我们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和目标，还要选择正确的理念和途径。其中，正确的理念选择是关键。
      目前，在灾后重建中，我们正在借鉴大量的国际经验，其中日本震后重建的经验倍受青睐。日本是一个多震国家，也是全世界地震预防、救灾、重建水平最高的国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宝贵的经验，尤其是灾前预防、灾害应急、灾后评估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日本灾后重建仍然是在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框架下进行的，在漫长的灾后重建中，不断用更多的投入、更先进的技术试图去重造一个更牢不可破的防灾减灾系统。同时日本的灾后重建是在国土面积狭小、自然灾害频发的特殊时空条件下开展，由于没有更大的国土空间可以让位于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不得不在狭小的空间内努力和自然博弈，用强大的财力和科技与自然抗争，其核心理念仍然是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具体指导思想是“人定胜天”。显然，这种重建理念是不可取的。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进行灾后重建，人类将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去对付自然，凭借人类奴役自然的强烈愿望和改造自然的强大能力，迫不急待地在刚刚遭受劫难的灾区又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全然不顾灾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在哭泣，正在痛苦中期待着人类的救助，相反，是要自然为人类的发展承担更重的任务，付出更大的代价。虽然在这种理念下的每一次灾后重建都意味着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提高了一大步。然而正如恩格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告诫我们的：“我们不要过份地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报复是全球性的。是整个自然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报复！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绝对不能重走工业文明的老路，不能用工业文明的理念来指导重建。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理念，这是指导灾后重建的正确理念。生态文明是人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进步过程和极积成果。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周生贤,2007）。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才能真正实现灾区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是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财富理论告诉我们，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共同组成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社会财富，其中生态财富的生产正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生态文明指导下的灾后重建，就是要将生态财富的重建与物质财富的重建有机统一起来，以生态财富的重建促进物质财富的重建，以物质财富的重建带动生态财富的重建。
      我们认为，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是灾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是两大财富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灾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不是两个割裂的主体之间的协调，而是融入式的协调；不是“两手抓”的问题，不是“一轻一重、一缓一急”的关系，而是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思想全面、深入推进灾后重建工作。生态文明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最新体现，必须贯彻到灾后重建的各个阶段、各个步骤、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的灾后重建，不仅是生态重建，更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重建、社会重建、精神重建。
      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要求我们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灾情，既要合理核算物质财富的损失，更要高度重视生态财富的损失、人文财富的损失。这次地震不仅造成人员重大伤亡、财产巨额损失、基础设施普遍毁损，而且还导致次生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失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生态环境层面、人力资本层面、精神价值层面的损失难以挽回又不可估量，同时深刻影响到物质基础的重建效率和恢复效果。因此，灾后重建必然是一个统筹近期与长远、统筹应急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兼顾灾民利益与自然规律，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是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重大实践。
      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鞭策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建和发展生态财富，在灾区努力构建一个生态财富的富集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汶川地震是在发展中大国的欠发达区域突发的巨大灾难，经济薄弱、生态脆弱是灾区的显著特征。这就决定了灾后重建不能“拔苗助长”，依靠短期内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密集投入来搞建设，在地震带上大兴土木，走高投入高增长的老路。必须按照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围绕生态财富重建优化配置资源，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构建绿色经济体系，形成绿色消费模式；加强重建的空间管治，按照灾区内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确定发展方向；提高灾区的自我恢复能力，转变重建方式，推动“救济”型重建向“发展”型重建转变，最终形成生态资源有效配置、生态资本合理运作、生态财富不断富集的大好局面。

      四、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初步探索
      地震发生后，国家通过规划、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通过非灾区对口援建、灾区自建等多种方式展开重建工作。这些政策规划从制定到实施，从理念到内容，都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第一，展开灾区重建规划。2008年6月1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正式成立“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负责组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的编制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6月初，规划组完成了《汶川地震灾区重建总体规划纲要》，将灾区分为安置重建和全面恢复两个阶段，对灾区面临的地质灾害、生态环境、人口社会、土地及未来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尊重自然、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分区分类、差异建设的重建规划的原则和创新模式、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规划目标。
      2008年7月14日，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的第三次会议上，通过《关于灾后重建规划方位的意见》，并审议了《汶川地震灾害损失汇总与评估报告》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报告》，将《国家汶川地震后恢复重建规划》的范围确定为包括四川、山西、甘肃三省的五十一个严重受灾的县（市、区），明确规划编制的主要任务包括专项评估、规划编制和政策研究。在专项评估工作中，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作为重要的一项评估工作被提出，要求根据对水土资源、生态重要性、生态系统脆弱性、自然灾害危险性、环境容量、经济发展水平等的综合评价，确定可承载的人口总规模，提出适宜人口居住和城乡居民点建设的范围以及产业发展导向。
      第二，制定灾区重建政策法规。2008年6月8日，国家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6月30日，发布《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7月3日，发布《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遵循“立足当前与兼顾长远相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条例》第三条）；“实施过渡性安置应当占用废弃地、空旷地，尽量不占用或者少占用农田，并避免对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脆弱区域造成破坏”（《条例》第八条）；“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应当重点对……防灾减灾和生态环境……等做出安排”（《条例》第二十九条）。
      第三，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援助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008年6月5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要求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合理配置力量，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口援助工作，把全国人民同灾区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实现了人与人的高度和谐。

      五、统筹灾区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灾后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灾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和谐为理想蓝图，在对现有社会、经济、生态和环境系统进行恢复的同时，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改变消费方式、培养生态文明理念为主要途径，综合运用政策制度、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工程技术、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等多种手段，创建生态文明建设实验区，建立健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灾区重建的机制，以最低的资源和环境成本换取灾区重建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并促进重建后的灾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一，创建“汶川地震灾区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汶川地震灾区是特殊类型区域，人地关系系统受到了重创。根据《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要求，灾后重建应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科学重建，是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人地关系系统的重建。灾后的灾区人民有着比任何地区的人们都强烈的尊重和维护自然的自觉与自律，人与自然环境共处共融的愿望和要求，从而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灾区重建更有可能率先实现生态文明，而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示范区域。在汶川地震灾区这一特定的区域，通过创建“汶川地震灾区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将生态文明理念区域化、明确化、显现化，使之具有权威性、规定性和指导性。通过创建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这一特殊的重建模式，用科学的重建理念、适宜的空间架构和高效的工作机制，把中央会议精神，国务院《条例》、《意见》、《方案》在灾区特别是极重灾区落到实处。将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建成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实现灾区经济社会发展从工业化、现代化的最低谷迈向生态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为我国的灾区重建工作，乃至全球的灾区重建实践探索一条新的科学重建道路。
      第二，有效衔接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灾区重建规划，适时制定灾区生态文明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灾区重建规划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是目前正在同时进行中的两项重大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其理念和原则是科学发展观的最新体现。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新理念、新原则应充分融入重建规划当中。汶川地震灾区跨越三类主体功能区，分别是以成德绵为代表的重点开发区、以龙门山断裂带为代表的限制开发区、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禁止开发区。国家重建规划和省级重建规划要充分体现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的发展要求，市级重建规划和县级重建规划要按照所属类型的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确定重建的定位和方向。在两项规划相互衔接的基础上，适时制定灾区生态文明建设中长期规划，统筹规划，有序推进灾区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构建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灾区重建评价指标体系。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灾区重建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实现“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为原则，指标体系既要反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和谐；又要反映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法制建设、生态文化建设和生态社会建设；还要反映生态文明的进步过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以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还要根据重建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灾后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程度以及环境综合治理的整体进程，进行指标的设计、选择与调整。根据灾区重建的任务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指标体系评价的对象是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组成的复合多维生态系统，可分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两大系统，并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评价区域各项要素在重建中的恢复情况，并用以分析重建恢复过程中两大子系统之间的不和谐因子，有助于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改善重建过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程度。
      第四，探索灾区全新的政绩考核体系。在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指导下，依据灾区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改革现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根据灾区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施有针对性、差别化的政绩考核体系，强化对各地区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增加开发强度、耕地保有量、环境质量、社会保障覆盖面等评价指标，实行差别化的绩效评价和考核办法。通过建立全新的政绩考核体系，改变灾区领导班子对政绩的传统观念，从而形成全国政绩考核的示范区域，有助于政府在推动灾区重建的过程中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经济速度的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用以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最佳协调的区域综合收益的政绩目标取代以往单纯强调经济发展业绩的考核体系，从而促进政府有意识地在重建过程中推动灾区生态文明的建设。
      第五，探索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灾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工业化、城镇化仍然是灾区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在灾区重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应创造性探索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灾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构建生态化产业体系，重建生态化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探索灾区社会发展、经济腾飞的绿色路线。应该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创新灾区新型工业化道路，将生态化与信息化结合，一方面对现有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一方面在主体功能区划的范围内新建生态化产业体系，重点发展特色农业和现代旅游业，形成现有产业与新建产业的生态融合，构建生态产业园区和循环经济园区，促成现有产业与新建产业之间对资源、副产品的循环利用，降低污染物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灾区“又好又快”地重建。加大国家对灾区发展的转移支付力度；在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内控制经济系统重建的速度，给予生态系统养息的机会，不仅有利于灾区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整个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程度以及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城镇化建设要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构建生态安全的建筑群落，创造生态健康的人居环境。以生态安全、生态健康为目标，对灾区城乡居民住宅、教育和医疗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建筑的人居环境进行恢复重建，构建与周边环境协同共生的人居生态系统，实现生态化人居环境。
      第六，优化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汶川地震中受灾地区集中在我国西部地区龙门山断裂带，辐射长江上游主要干流岷江、支流涪江的流经地区，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主要组成部分，既是资源富集区，又是生态脆弱区，与西部其他地区一同肩负着国民经济整体提升和生态安全的历史重任。因此，灾区重建对于中国经济和生态战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重建的过程中，自然资源和生态财富的制度设计对于资源相对富集且处于工业初级甚至孕育阶段的灾区尤为重要。自然资源和生态财富制度设计的重点是产权制度安排与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应通过有效措施避免在重建过程中出现利用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换取灾区重建短期利益的行为，优化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决策机构应根据自然生态环境资源多样性特征建立多样化的产权体系。对于产权比较清晰的自然资源，以公共利益、所有者及使用者利益的平衡为前提，根据其使用、经营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大小，将自然资源使有权分配给不同的产权主体；对于产权边界难以界定、外部性很大的自然资源，由统一机构作为单一所有者来管理。另外，加快自然资源环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市场，构建以产权为基础的资源共享机制①。同时，大部分灾区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原则上要通过国家或地方转移支付来促进当地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从而保证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有安全的生态保障，因此，要完善重点开发区与限制、禁止开发区之间的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治理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创新补偿方式，依据污染者负担、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受益者补偿等原则建立起生态补偿、污染补偿、资源补偿、产业园区补偿、流域补偿、区域补偿和国际补偿等多种补偿方式。将灾区地区的绿色产业、绿色能源项目列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重点，并将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的发展列为重点支持范围。
      第七，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和留住人才。地震使原本人力资本相对缺乏的受灾地区损失了大量的管理干部、工农业技术人才，灾区重建，需要大量的人才充实到各行各业。地方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创造条件，多方位吸引人才，一是充分利用灾区自愿者的知识、热情和吃苦精神，发挥其在灾区重建中的积极作用；二是制定政策，留住本地与引进外地技术及管理人才；三是创新利用人才的方式，对于具有特殊专长的人才，在职务晋升、工资待遇方面适当倾斜，鼓励其积极参加到灾区重建之中。
      第八，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鼓励全民参与重建。在重建过程中，注重引导公众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的宣传和实践活动之中；在重建过程中积极推进绿色消费，提倡节约能源资源；在重建中积极推进环境保护，提高广大灾区人民群众的生态道德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正确宣传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灾区经济快速恢复和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建立生态化人居环境和高度文明的生态意识环境，普及学习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在灾区重建过程中，形成全社会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环境、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

  注释：
①张利痒，岳利萍.我国自然资源产权的制度安排及其优化[J].改革2007（1）.

参考文献：
[1]《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第526号令），2008年6月8日发布.
[2]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22号），2008年7月3日发布.
[3]《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4]《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扎实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加快重建美好新家园的决议》，2008年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5]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2008年7月10日发布.
[6]国土资源部《关于实行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特殊支持政策的通知》.
[7]周生贤:积极建设生态文明，《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4日.
[8]胡鞍钢：汶川地震灾害评估及灾区重建的报告，《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5月24日.
[9]胡以志：国际灾后重建专家谈重建：救灾要急 重建要慢，《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6月3日.
[10]王国培：不死鸟计划：阪神地震后创新性复兴，《东方早报》2008年5月28日.
[11]日本地震启示，中国网，2008年6月16日.
[12]日本阪神大地震:重建耗费近10年，中国经济网，2008年5月22日.
               
专家访谈

粮食安全：一个永恒的话题

———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

      张晓雯
      专家简介：
      张晓山，1947年10月出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农业经济顾问、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经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供销合作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成果有:《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产权制度研究》、《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探析》、《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乡村集体企业转制十题》、《农村合作组织经济行为的比较研究》、《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外比较研究》等。其中，有的成果还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出版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科委等部委颁发的全国信息系统优秀成果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名牌战略、企业管理、城镇化。

      旁批：
      当全球经济还未走出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粮食短缺和食品价格飙升已经成为更严重的威胁。饥饿，对当下中国的大多数人而言，恐怕都少有切肤感受，而在那些尚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国家，粮食则意味着一切。

      随着全球化的浪高潮涨，此次粮荒已不止于一地一国。资本逐利而逐异，加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规模的扩大，粮食的重要似乎被人淡忘，然而无论是撒哈拉沙漠的贫民，还是在高新科技人才聚集的硅谷，粮食都不可或缺。

      与国际范围内粮食价格快速上涨相同时，中国粮食市场的价格也是一路走高。作为最基础的初级产品和最为广泛的民众消费品，粮价的不断攀升不仅正在挑战着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也直接影响着黎民百姓的生活质量。因此，对于拥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能否在确保粮价稳定的基础上提供一种健康的粮食安全生态，就变得异常关键而重要。

      面对世界粮食危机，我们既不能隔岸观火，更不能高枕无忧，而应当清醒地正视危机、应对危机，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记：粮食安全的幽灵，在阔别数年之后重新在世界上空徘徊。粮食短缺和食品价格飙升这场“无声的海啸”，正引发二战以来首次全球粮食危机，使不少国家陷入困境与危机之中，世界粮食计划署也“面临成立45年来最大的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4月29日宣布成立一个由他亲自领导的特别工作组以应对全球粮食危机。虽然我国粮食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但人们对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心存忧虑，您认为这场危机对国内供需市场是否产生影响？
      张：自2005年11月开始至今，国际市场粮食供求趋紧，全球粮食库存达到30年来的最低点，仅能满足54天全球消费。由于粮食供应短缺和粮价飞涨，一些非洲国家和印尼、海地等国家爆发了骚乱，40个国家面临粮食安全危机，美国也出现了抢购粮食的风波。据国家发改委数据，今年3月，世界小麦、大豆、大米、玉米价格分别创下28年、11年、34年、19年来的新高。尤其是国际大米价格从2007年底360美元/吨，暴涨至今年4月24日1000美元/吨。可谓粮飞米涨四月天。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也无法完全置身全球粮食危机之外，多少会受到一些池鱼之灾。比如国际油价上涨的传导性，拉高我们的粮食价格。再如在日常消费中的植物油价格上涨很快，统计数据显示上涨了41%。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公布的数据，2008年7月，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9.8%。其中，城市上涨6.1%，农村上涨6.8%；食品类价格上涨14.4%，这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导致国内食品价格居高不下有关。
      记：有人认为，食品的供求缺口不是我国近期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能源价格高企和生物质能源的发展是全球食品价格快速上涨的根本原因，而这种上涨又在很大程度上传导到国内，导致我国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能谈谈您的观点吗？
张：我认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的最终原因还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失衡。近来我国居民食品消费价格上涨的现象说明农产品供给与需求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我国经济正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内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必然受到国际农产品市场和能源价格的影响。但就我国当前的形势而言，影响农产品供求关系的主要还是国内因素。对农产品的需求拉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推动使农产品生产的利润下降导致有效供给减少又加剧了供求结构性失衡。近年来，城乡居民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业对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而农产品供给增长受到的资源约束更加显现，农产品供求关系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正在转向总量平衡偏紧，部分农产品供求关系出现结构性短缺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我国粮食消费总量2005年为9954亿斤，2006年为10160亿斤，两年缺口分别是275亿斤和211亿斤；2006年玉米出口同比减少60%以上，而与此同时，大豆、棉花大规模净进口居高不下，尤其是大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1995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2006年中国大豆净进口2827万吨，是国内产量的1.77倍，进口依存度高达64％，2007年净进口3037万吨大豆。所以，近几个月来出现的玉米、食用油和肉类价格明显上涨等现象都是供求结构性的短缺这种格局变化的反映。
      记：我国经济已置身于快速全球化浪潮中，目前国内通货膨胀也具备了“国际性”和“传导性”特征，而粮食则成为了传导通胀的主要品种，为此我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全球粮价暴涨对国内的影响？
      张：面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应注意防止国际价格上涨传导至国内，同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做好国内市场的供应保障。目前国家在生产、流通和进出口等各个环节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应对国际高粮价是有充分准备的。总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必须从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两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他提出“要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坚决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扩张，违规在建项目必须停建”。因而，今年国家控制粮食出口，调整了农产品进出口政策，取消了部分重要农产品出口退税，开征农产品出口关税，这将在政策导向上减少了粮食的出口数量，保证了国内市场的稳定。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应对政策，从长远看，还是应该建立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新秩序，促进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在粮食生产和政府对市场的有效调控。在粮食生产方面，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又采取了10项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支出达到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农业投入252.5亿元，直接补贴给农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现有1.5—2亿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今年夏粮丰收，达2400亿斤。可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粮食生产呈现出稳步发展的好势头，实现了“紧平衡”的自给自足，为从容应对国际粮价上涨创造了有利条件。
      记：这一轮全球性粮食价格上涨，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呢？
      张：全球粮食危机被不少国家看作是比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资本市场风险更严重的威胁。八国集团峰会7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对粮价暴涨深表担忧，并指出粮价上涨是多种原因造成。自然灾害导致一些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生产下降、库存减少。2006年世界粮食库存消费比已经下降到19.1%。受石油价格不断攀升的影响，生物质能源快速发展，美国2007年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比上年增长了50%，已占其玉米产量的25％。欧盟60%的油菜用于生产燃料。这种变化意味着能源与人类争夺有限的资源，即土地与水。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进程加快也影响粮食生产；粮食种植成本、运输成本日益增加；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正在维持粮食的刚性需求及粮食主产国气候变化、种植面积存在不确定性、各国粮食政策的变化对粮价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国际投机资金借机炒作、贸易壁垒也会对粮食价格走势产生影响。综合判断，今后国际粮价仍将继续处于周期上涨阶段，粮价持续攀升局面很难扭转。4月10日，世行行长佐利克指出，目前的高粮价将不会是短期现象，很可能会持续数年。
      所以，当前全球粮食危机给我们最大启示就是，对国际粮价上涨的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确保自身粮食安全是避免受制于人的唯一途径。只能依靠自身养活13亿中国人，决不能把粮仓建在其他国家。一旦国际粮价出现波动，各个国家都将自顾不暇，哪一个国家把吃饭问题寄托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别的国家，最终都要吃大亏，特别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级大国，粮食安全应当警钟长鸣，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记：“粮食为万物之首，粮价乃万价之基”。粮食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是最大的政治武器。美国建立了一个全球粮食帝国，不管是伊拉克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对南非国家援助问题以及对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动辄以粮食为武器，用粮食来发挥美国的国际影响。这说明粮食已成为地缘政治中的王牌，粮食安全这个永恒的话题是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张：是的，在中国，粮食安全是一个首要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当前，国际粮荒虽然远未波及中国，但我国粮食需求占世界粮食需求总量18.5%，正是基于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今中国政府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记：“土地是财富之母”，更是粮食生产之根基。我国农业生产在耕地上面临哪些制约瓶颈？
      张：如果仅从供给层面讲，涉及粮食安全的，包括生产、贸易、合理储备三方面。比较而言，贸易与储备相对于生产，可控性更高一些，而生产受到的限制则多些。比如说耕地，近年来受生态退耕和城镇建设等占用耕地影响，耕地面积总体上趋于减少。2006年，我国耕地面积较上年净减少460.2万亩，其中，生态退耕509.1万亩，建设占用耕地387.8万亩。耕地存量18.27亿亩，离18亿亩的红线越来越近。耕地面积减少，使耕地密集型农产品———粮食、油料、棉花和糖料等在用地上的矛盾更加突出。大量进口这类农产品成为近年解决国内缺口的重要途径之一。现在，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已降到1.39亩，全国已有666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确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从长远看，耕地减少的趋势仍难以扭转，而且我国土地质量日益下降，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2/3。据有关部门对10个省的调查分析，目前土壤有机质含量比上世纪90年代初下降0.35个百分点，土地质量每年以0.6%的幅度下降。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了保护土地质量，采取耕地轮休制，而我国目前还做不到。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一个农业资源匮乏的国家，这是一个制约瓶颈。
      记：如何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合理配置有限的耕地资源？
      张：我们曾做过分析，从土地资源角度来计算我国农产品供求平衡点，在现行食品消费模式及与农产品相关的产业结构下，满足当前我国对农产品的需求至少需要耕地21亿亩，其中大约13%的耕地资源来自于国外。鉴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人类有可能面临着不断快速增长的对农产品的需求和不断快速上扬的农产品价格，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立足于国内，“粮以地为本”，实行最严厉的保护耕地保护制度，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并努力提高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确保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记：水是农业的命脉，水资源对确保粮食安全与耕地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我国农业是否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困扰？
      张：我国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水资源的比重为7%，干旱半干旱面积占国土面积1/2以上，单位耕地面积的水资源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且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匀，81%的水资源集中在仅占全部耕地36%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占总耕地面积64%的淮河及其以北地区只占有19%的水资源。受旱灾面积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1.7亿亩上升到4亿亩左右，成灾面积由0.5亿亩上升到2亿亩。所以，相对而言对于农业的威胁，水的危机可能比土地的危机还严重。
      记：“民以食为天”。影响我国粮食产需关系还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张：一是人口越来越多。10年来，我国人口净增9059万，按5.178‰的自然增长率推算，今后每年增加近700万人口，直接推动了粮食需求总量的刚性增长。二是消费快速增长。人们由过去吃粗粮向吃细粮或粗粮细做的方向发展，对肉蛋奶的需求明显增加。三是一定时期内的农业仍“靠天吃饭”。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2006年全国耕地中有较完善灌溉设施的水浇地为8.25亿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5%，难以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四是粮食政策激励作用日益降低，种粮成本日益加大。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都比上年贵20％以上，而且国际米价还上涨了两倍多，而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只比去年提高了9％，种粮比较效益仍是最低的。这直接影响到农民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积极性。种粮与养猪不如打零工，是农民经济理性的正当选择。五是气候影响因素日益严重。据统计，我国因灾年均损失粮食在1000亿斤左右，相当于每年产量的1/10。今年雪灾的受灾面积达到1.78亿亩，其中成灾8000多万亩，绝收2000多万亩。汶川大地震将对粮食生产产生较大影响。农业防灾减灾、灾后恢复生产的压力较大。据专家预测，未来气候将会出现大的变化，若不采取适应性措施，对农作物产量、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六是对农业投入不足。一方面中央财政投入不足，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20—50%，发展中国家亦为10—20%，而我国只有8—11%；另一方面是粮食主产区是“吃饭财政”，往往是产粮大省、大市却是财政穷省、穷市，故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此外，因种粮效益低下，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亦下降。
所以立足于我国的人口规模、相对于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粮食生产资源匮乏的现实，粮食安全这个永恒的话题对我们来讲始终是一个问题，大意不得！疏忽不得！放松不得！
      记：前面谈过我国农业资源匮乏的问题，在中国耕地与水资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进口农产品则相当于增加耕地面积与水资源。国际贸易特别是农产品进口的这一作用，是否也是我们确保粮食安全政策选项里需要重点考虑的方面呢？
张：农产品进口实际上是利用了国外的资源。我计算过2006年我国的农产品进出口，该年我国通过净进口农产品使用国外耕地的播种面积为1903.5万公顷，加上净进口的豆油按出油率折算成大豆，则使用国外耕地面积又增加了542.1万公顷，而且这些进口还相当于节约国内农业用水840亿立方米。从贸易的原理上讲，这对所有的贸易方应该都是有益的，而且替代的效益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农业资源的约束不仅是我国国内，国际上也一样有约束。国际的农业资源可被我们利用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大规模去进口粮食，一是没那么多，国际市场上粮食贸易的总量仅为我国粮食消费的一半。二是价格水平难以预料。FAO统计2007年世界市场上谷物价格平均上涨43%，今年春季粮价飙升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已经在许多国家先行上演，去年我们净出口谷物792万吨，增加了国际市场的供给，如果反过来会怎么样？13亿人口的中国对于粮食的巨大需求历来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既要合理利用国际资源，又必须坚持立足本国资源，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的基本供给、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
      记：在合理利用国际资源方面，您认为如何既通过进口调剂余缺，又保证国内的粮食安全？
      张：在全球化的格局中，通过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发挥我国一部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并通过调剂余缺来保持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这对于一个耕地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尤为重要。为此，在粮食进口结构上，要控制直接食用的粮食进口量的比重。直接食用的粮食的消费弹性比较小，直接危及到消费的生存条件，即具有消费的“刚性”特征，而且消费者对于该类粮食产品的消费预期具有超前性，该类粮食供求一有小的变动，就会导致价格的暴涨暴落；饲料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弹性相对较高，对于消费者的消费影响也是间接的，饲料粮可以用青饲料等进行替代，工业用淀粉可以用生产期只有2—3个月的薯类淀粉进行替代。因此，确保粮食进口安全主要集中在控制直接食用的粮食进口量的比重。比如日本、韩国的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基本依赖进口，但在确保大米自给方面一点没有放松，特别是日本，虽然2004年大豆自给率只有4%（1960年为28%），小麦自给率为14%（1960年为39%），但主食用大米的自给率为100%，总体大米自给率为95%。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必须要确保进口港口与国内流通设施之间的顺利对接。根据中国港口吞吐量来看，2003年中国港口粮食吞吐量只有746.5万吨，这与单大豆进口量就达到3000万吨的水平是不相匹配的。可见，确保粮食进口安全的关键问题之一还在于如何确保进口的粮食能够顺利上岸的问题。
      记：在宏观调控方面，除了粮食进出口调剂余缺外，另一领域对粮食市场的影响也很大，那就是近10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培育了数以万计、规模不同的市场化主体，他们购销行为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是活跃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市场波动的制造者，使国家宏观调控任务加重。
      张：粮食市场的脆弱性之一是，一方面农民谈判力量较弱，不容易去对抗包括粮食经纪人、大小粮商在内的利益群体。产区粮价被打压，农民成为受害者；销区价格被哄抬，农民又很难从流通渠道获利。后者在南方情况很明显。另一方面，除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外，粮食加工企业的购销行为对粮食市场的影响也逐渐增强。有的地方加工企业收购量超过国有粮食企业，农民卖粮的风向标从原来“看粮站”变为“看加工厂”。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培育和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参与粮食收购和交易；如何科学掌握储备粮吞吐、进出口调节、最低收购价政策及其它应急措施的调控力度、时机和节奏，这些都是粮食宏观调控面临的新问题。
      记：我国粮食宏观调控还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粮食流通总体上呈现出“北粮南运”、“中粮西运”的格局。据国家粮食局调查，年度跨省流通量高达2000———3000亿斤，粮食运输的运力紧张，使得中间环节的投机分子有机可乘。请问，如何通过在流通领域采取政策措施减少农产品流通的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使农民和消费者都能受益？
      张：2008年农产品价格能否稳定，关键环节之一在于能否做好农产品流通工作。随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农产品的区域化布局和专业化生产基本形成，农产品消费市场和产区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远，农产品运输成本在农产品价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据商务部统计，农产品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占50%左右。流通领域往往是放大价格波动的环节。而在价格的上涨中，农民和消费者往往都得不到实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采取措施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减少交易环节外，政府应大力发展农产品现代交易方式，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多部门监测农产品及其相应的食品价格行情，规范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行为，打击非法操纵市场价格，规范价格变动机制。
      记：发展粮食生产，应当采取哪些关键措施？
      张：我认为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效益，加大农业科技支撑，合理配置有限的土地资源，提高农民种粮的综合收益。
      建立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的关键是在稳定耕地面积的基础上，让农民愿意种地。这就需要提高农民种粮的效益，使得农民种粮的收益大体相当于从事其他农牧业生产和非农产业的收益。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长效机制，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为宏观调控任务的顺利完成做出贡献。
      记：“国以粮为本”。请问您还有哪些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建议？
      张：一是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必须要有农民民主权利的落实为保障。二是国家要进一步巩固强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实行政策倾斜和增加种粮补贴，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扶持力度，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三是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强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基础条件，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立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的投入机制，主要是增加小型农田设施建设投入，加快中低产田改造。通过实施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等一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标准农田建设。同时，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建设粮食生产基础设施。 
      记：为您在百忙中接受我刊的采访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观止

老子与《道德经》

      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的《史记》说他姓李名耳，字伯阳，我国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老子是一位传颂千古的伟大的思想家，他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先河，创立了可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相抗衡的道家学说，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其不朽著作《道德经》(《老子》)是一部博大精深、词意锤炼的哲理诗，被誉为“万经之王”的神奇之书，共八十一章，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
      纵观《道德经》五千言，尽管它包罗万象，大到天地宇宙，小到日常精微，但从头至尾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就是“和谐”二字。“无为而治”也好、“上善若水”也好、“道法自然”也好，“天人合一”也好，老子反复强调的是君与臣的和谐，君与民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而不去。”从这个道理出发，圣人治理国家应采用无为而治的策略，实行无言的教化，万物生成或兴起后不马上去进行强硬的管理，出现了什么新的物品不据为己有，做事不计较是否有什么补偿。有功不居功，才能成为万世不朽之功。
      《道德经》又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在老子看来，大自然是无私欲、无私情、无私意、无私智的，是自然无为的。其基本内容涵概三个方面，讲的是道，是德，是天，是地，是大自然，即唯物辩证思想、宇宙人生哲学和政治理想追求。老子哲学的核心内容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道”无所不包，世上万物生于“道”而归于“道”；“道”是有一定规律的，“道”的规律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无所不在，是一切的开始。与道相对的另一个概念是“德”，其意思是“得道”。老子希望人们通过“德”来认识和体验“道”，按照“道”的自然法则修身治国。他认为“道”就是“无”。这个“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没有意志、没有具体形状、无声无嗅，无时无地不在。尤其是把人作为社会的代表，要求人得“道”，并与“道”合一，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的法则，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中确有值得传承与借鉴之处。
      《道德经》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老子看来，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双方互相依存，相互依赖的，而不是单独孤立的，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总是充满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现象。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表述正是老子客观辩证法思想的生动反映。而且，事物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正复为奇（反常），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但是，老子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不仅忽略了对立面转化的必要条件，而且把事物向反面转化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上升发展的。老子的学说，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唯物与唯心两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
      《道德经》所开启的众妙之门，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处世方略，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很多人崇尚自然，谦下贵柔，虑事长远，随遇而安，庄敬坦泰，荣辱不惊，立足全局，视野辽阔，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都是深受老子辩证思想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许多中华词汇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无相生”、“大器晚成”、“自知者明”、“天长地久”、“欲取先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治大国若烹小鲜”等名言都出自《道德经》。
      老子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他生活在周、春秋末期，周朝政治日益紊乱，礼坏乐崩，社会正面临着一场大变革。面对这一切，他消极悲观，提出一个回复到“小国寡民”的远古时代的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所向往的这种理想社会，实际上不过是保留着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社会。这显然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没落阶级的消极思想。 
      鲁迅先生曾说：“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作为道家学派开山之作的《道德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军事、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世界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罗素、海德格尔、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李约瑟等著名人物，都对《道德经》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前总统里根也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在世界文化名著中，各种文字的《道德经》译本的印量，仅次于《圣经》，居第二位。当今世界，不仅东方人崇尚老子哲学，西方人也崇尚老子哲学，“老子热”正在全球范围内升温。

———本刊编辑部

主题论坛

      用科学发展观 指导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土地是财富之母、民生之本。一场围绕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已拉开帷幕。哲人说：“历史的背后是人的身影。”“推动历史车轮的人，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气魄。”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把土地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让城乡的资源和要素科学合理流动起来，成为当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为此，本刊特组织了部分专家学者展开笔谈。
——编者
   

      从制度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新思路
      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现行关于农村土地的法规有这样的特点：在法规的抽象意义上看，农民拥有强度很高的土地财产权，但从实际经济关系看，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的掌控者却有强度很高的土地控制权。
      从制度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总的思路是“放开产权，管住规划”。这一思路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改变土地权利结构，确立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让农民拥有真正的耕地财产权。可以确立耕地永包制，强化农民的耕地财产权。可以考虑在全国用几个月的时间搞一遍“土地确权”，然后宣布耕地承包权永远属于农民。为此，要取消现行法律中那些关于“三分之二以上农户”做决定的条款。农民的耕地永包权如同他拥有一台电视机一样，不能用什么范围的投票来剥夺。农民有了这个权利，地方政府圈地搞建设的冲动必然刹车。
      第二，要放弃“国家建设”这类法律用语，用更明确的公益事业用地和商业用地术语。法律文本要用列举的办法来确定公益用地的范围。各种开发区用地不能笼统地看作公益用地。
      第三，确定国家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土地规划分工，中央管规模，省政府管到地块，实行土地规划法制化。对现行规划要重新严格审议，以便规划和实际相符。只要符合规划，再不应区分“大产权”、“小产权”，一律平等；如不符合规划，对违规者一概施以高额罚款或判处监禁。
      第四，对于非农建设规划区（包括开发区）用土地交易制度替代土地征收制度；用讨价还价办法替代补偿办法。任何一户土地主人，都可以拒绝交易，哪怕这块地处在某开发区的核心地带。
      第五，对于公益事业用地，严格按照公益事业项目列举目录界定用地范围。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这类占地可以强制交易，但交易价格应参照当地农用地价格制定，并高出一定比例。要在理念上清楚，即使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以牺牲私人利益为前提。
      第六，建立土地交易收入调节税，但不再允许各级政府搞土地财政。调节税的收入用来建立土地整治基金和公益用地征用补偿基金。
为实行上述制度，并使之法制化，要尽快冻结土地占用，然后清理已有的违法占地案例。对农民的投诉，各地应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时间表，诚心诚意地对农民负责。

      土地制度改革的三个前提和三项建议
      李昌平 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民有制，只有落实了民有制，才能在此基础上讨论怎么实现对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土地制度无论怎么改，有三个前提是必须坚持的：第一，坚持和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这个要是否定了，土地就没有合法主体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否定了，如果有地主回来要60年前的土地，就合理合法了，连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新政权的合法性都成问题了；第二，土地处置权属于土地所有者。土地产权如何经营管理、土地产权收益如何分配，由全体村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主决定；土地依法征用（用于公益）或改变用途（农转非），由全体村民依法决定，70％以上村民签字同意为有效；第三，同地同权。同样的地（农地或非农地），不管是个人所有的、或是集体所有的、或是国家所有的，不同主体都具有同等的土地权益。
      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专家学者主流的思路是私有化，政府实际操作的是“国有化＋农民30年使用权”，学者专家和政府在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权”上是高度一致的。在我看来，土地改革要抛弃意识形态之争，不要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两个极端跳来跳去，否则是没有出路的。在坚持上述三个前提的基础上，重要的是如何调整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建议新的土地制度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农地农用制度。属于在册的基本农田、林地、草地、水面等土地，必须遵守农地农用原则，只许依法在农民之间交易，村庄内部转让优先。农民集体之间也可以交易或置换土地。非农民不许购买农地，更不许购买农地擅自改变用途或闲置。农民之间交易农地，不 征税。
      第二，“农转非”制度。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土地“农转非”。土地“农转非”要依据有法效的发展规划有序进行。按照规划“农转非”的土地，农地所有者和政府各得一半。政府无偿获得的非农地，只能用于城市道路、公园、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廉租屋等公益事业；原所有者得到的非农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或开发或出售或闲置都可以。商人需要非农地，在土地市场上购买好了，不需要找政府。
      第三，非农用地交易制度。已经“农转非”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置，出售给开发商或自己开发都可以，但所得的增值收益必须依法纳税，按照累进税率计征，增值越多，缴税就越多。土地增值所征税收，归全民共享，用于增进全民福利。“农转非”的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选择闲置，但必须缴纳土地闲置税，闲置时间越长，税率越高。
      如果按照上述制度操作，应该不会出现像黑龙江东岗村这样的土地问题，而且税收不会少，公益事业土地也有保障，农民更不会贫困，工商业发展也不会缺少土地，还可以避免很多政府官员倒在土地征用的战场上。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会得到空前巩固。

      我国农地制度产权特点分析
      瞿 商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双重残缺的产权是现行中国农地制度最主要的缺陷，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是形成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因所在。

      (一)两权分离。现行农地制度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不变为前提，以农户承包集体所有土地的方式与分散经营为基本特征的。这种农地制度在后来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上都把它概括为两权分离，即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土地承包使用权是农民的。
      (二)双重残缺。现行农地制度在理论上和制度安排上是不完善的，是一种双重残缺的产权制度安排。它是由两权分离所引致的。在实践中，没有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对土地所有者集体来说，集体自己并不经营自己所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发包和承包方式由农民来经营土地，并从中取得收益。它造成了几种后果，一是集体内的每一个成员，甚至是集体外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强势力都可以任意侵占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使集体所有农地的利益被分割、瓦解甚至消灭；二是集体内的权势者，把集体利益变成为个人或家庭利益。或者以集体名义利用行政权利，以农地所有者身份任意侵占承包农民利益。这两种后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行农地制度设计时的集体经营土地层次的集体经济，并成为任意侵占农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三是集体是土地一个有限范围，集体土地所有制使集体所有土地存在着一个交易土地和流转的天然界线，有的研究者把它称之为土地资产交易的土地封闭性。这种交易的封闭性妨碍了土地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率土地流转。
      2、对土地使用者承包农民来说，在法律上农民并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经营的土地只是从集体那里承包来的，即只享有承包土地经营权。它也造成了以下几种后果：一是土地的频繁调整不仅带来土地农地严重细碎化倾向，不利于农地的连片利用或规模经营，降低人们对承包土地使用的预期收益。二是承包经营权是一种从所有权权束中派生出来的权利，它依附于所有权，并不具备完整独立的权能。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没有对土地的完全处置权，从而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有效率的土地市场交易，促进土地的流转和优化配置。
      要推进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解决好中国的“三农”问题，最根本的着眼点是要对现行农地制度中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农地承包经营权为何需要流转
      傅晨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土地流转是源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是在家庭承包制既定土地安排的前提下，由承包土地的农户为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市场经济规则，使土地使用权在不同农户之间或农户与经济组织之间的流动，其结果从理论上说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改进”。

      首先，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必要性。在土地集体公有制和人地关系紧张的约束条件下，家庭承包制按“成员权”平均分配和调整承包土地，必然产生经营规模细小和分散的弊病，制约农民收入增长。人民公社制度的教训和家庭承包制的经验表明，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家庭承包制，不能通过组织大规模的集体经营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发展农户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来改善。
      其次，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可能性。在非农产业发展、存在农外就业机会以及农民择业自由的条件下，人力资本差异、就业偏好和非农活动的比较收益诱导一部分农民放弃土地经营，但他们不愿意放弃对土地的承包权利，而另一部分农民却愿意或只能从事农业，存在扩大经营规模的要求。在保留农户承包权利并给予经济补偿的条件下，转让土地的经营权(使用权)，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改进”：转让土地的农户没有丢失承包权利，也没有撂荒土地，还可以获得经济补偿，可以安心从事非农活动，增加了收入；转入土地的农户扩大了土地经营规模，可以获得规模效应。即自由的土地流转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边际产出拉平效应是指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把土地流转给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两者的边际产出趋于相等，土地的边际产出相等说明资源配置达到了无法进一步改进的地步，即“帕雷托改进”。交易收益效应是指土地交易性的提高增加土地拥有者在需要的时候找到土地需求者的概率，同时也增加土地投资实现其价值的概率，从而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因为在农户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    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转让双方的平等谈判可以实现转让价格的均衡，从而使双方的利益得到保证，其中包括农户对土地投资的利益。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认识障碍
      温 锐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入，但历经近百年变革的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至今仍然处于产权主体错位或缺失、权益模糊不清的状态。

      障碍一，在探讨农地产权改革与适度规模经营或农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问题时，对农民家庭经营模式仍然缺乏正确认识，没能找准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或农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依靠力量，无视农民才是选择规模经营或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障碍二，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政府规划用地关系问题上，忽视农民获取正当权益和政府组织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在主导方面相一致的事实，将农民主体正当权利的维护与个别或少数农民的胡搅蛮缠行为混为一谈。
      障碍三，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两极分化或社会动荡关系问题上，没能正确认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和土地转移的流向及其可能导致的农村分化程度，简单得出土地农有将导致两极分化与社会动荡的结论。
      障碍四，在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与农民生活保障关系的研究中，没能正确区分社会保障与土地保障的不同功能，忽略土地权益回归农民是实现社会保障与土地保障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有效途径。
      土地农民所有，既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革命”的旗帜与纲领，并由革命时期的政府法律和新中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加以了明确规定。只因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不断革命”理论指导和推动的集体化运动，才导致了此后至今农民土地产权长期虚置模糊的状态。所以，土地及其权益回归农民，自是有法可依、理所当然的。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已经长期滞后，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与城乡市场的一体化，迟缓了农民参与市场经济和投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的今天，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迫切需要土地财产权益明确而全面地回归农民。

      稳步推行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
      王杰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国土勘测规划研究院
      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必然产生一部分农民处于长期失业和无社保的状态而沦为贫困群体，防止这部分农民群体因规模扩大而失控，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的底线。

      如何促使农民放弃土地，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成了实现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流转的前提。要使农民弃农又弃地，已不是容易的事情了，如果还要扩大弃农又弃地的农民的规模，促使务农人口减少到一定程度，那将更是个缓慢过程。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的条件是否完备，要看农民人均占有耕地的规模增加到什么程度。因此，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不可能一蹴而就，推动土地流转的进程不能操之过急，应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谨慎推行。
      农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就是全体农民实现并保持稳定的小康生活水准，而不是一部分人富裕，而另一部分人沦为贫困。实现农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既要通过市场机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要通过政府主导行为来抑制贫困的形成。然而现实中，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民常常发生的情况是：在还没有完全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时，为了一时的资金需要，轻而易举就将土地让渡他人，把自己置入生活贫困的或然状态之中。贫困群体的出现是产生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盲目的、无控制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必然在城镇里形成新类型的贫困群体。从失地到失业，从有寄托到绝望，那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城镇就业机会不多的状况下，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流转宜稳步推行。
      为尽快实现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搞好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流转的试点工作，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建立农民弃农又弃地的鼓励机制和就业保障制度；第三，以贫困群体的生存保障为基础，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与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流转制度相配套的、控制贫困群体规模扩大的法律制度体系，其中包括针对失地农民的土地流转准备金制度。鼓励农民弃地从事非农行业，控制失地农民增加的节奏，遏制失地贫困，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是农村集体所有土地顺利实现流转的根本保证。

      土地流转要保护好农民的投资利 
      宋晓丽 社会科学院管理所
      在各种土地流转方式的具体操作设计中，应把握的基本原则是：既要体现农民土地的生产要素价值，还要体现其作为财产的保值增值功能，以及其社会保障功能。

      农村土地承担的三大基本功能，必然要求土地流转做到“三换”，即以土地换财产、以土地换就业、以土地换保障。农民作为（土地）投资方，其地位均应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等方式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而不只是参与分红，以保证他们的投资收益不受到损害，并能随着土地增值而不断增长。当前在一些地方的城市化探索中，不仅已出现城乡统筹中以较便宜的地租吸引众多农业企业涌入的情况，还出现兼具投资者和劳动者双重身份的农民，而在这方面毫无经验的农村居民将面临诸多新问题：既可能作为投资方与企业主在管理监督方面发生矛盾，又有可能作为劳动者与企业主之间发生劳资矛盾。多重矛盾的交织，将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必要在设计土地流转方案时给予充分估计并积极应对，要在法律和制度上，使农民不仅对自己的身份知情，还要对自己的权力会用。
“以土地换社保”，应使农民的土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终生保障”。在这方面，上海嘉定“镇保”试点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上海“镇保”是在总结多年土地流转中出现的补偿过低、先后补偿差距过大、失地又失业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问题的基础上，在“以土地换保障”方面进行的先行探索，其方案设计的主要内容就是为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民缴纳15年的社保基金。按此方案，无论放弃土地的农民能否就业，收入高低，都有基本的生活医疗保障，从而避免沦为新的城市贫民。显然，社保中的“失业保障”也可以理解为“土地换就业”的一个内容。当然，上海“镇保”试点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如社保资金来源不足、企业不愿为已有社保的农民工再买保险并由此引发新的劳资矛盾，等等，但作为方向这一探索是毋庸置疑的。大中城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以土地换保障”的方案设计中借鉴其经验。把失地农民的保障真正落到实处，也是一种制约方式，防止把城乡统筹变成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另一方面，大中城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还要面对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既要社会和谐又不能过于牺牲经济竞争力。为解决这一矛盾，在各项社会保障水平都不可能很高的情况下，应积极探索“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就是说，探索一种通过各项社保基金打捆使用的方式，使其具有社会共济性和个人账户共济性的双重功能，提高社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为农民转变为市民所遇到的各种城市生存和发展问题，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在这方面，“城市国家”新加坡的经验有值得借鉴之处。与此同时，还要探索“经济民主”的实现途径，以充分保证农村居民参与社保基金的营运和监督的权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应抓好关键环节
      张建龙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林地上的拓展和发展，是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拓展到林地，也是对农村产权制度进行的重大创新、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大突破和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中，要特别注意抓好几个关键环节：
      一要民主决策，全民参与。坚持依法依规办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尊重历史，保持政策连续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二要“均”字当先，确保“四权”落实。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权益平等到户，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确立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勘界发证，确定农民经营林地的法律地位；放活经营权，建立农民自主经营林业的机制；落实处置权；保障收益权。三要配套措施到位，保证林改稳步深入推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包括完善适应林业分类经营的采伐管理机制，规范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制度，健全覆盖林业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林业投融资体制改革。四要始终紧紧抓住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的目标不放松，保证林改的正确方向。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绝不能牺牲生态，更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这是必须坚守的一条底线。坚持以兴林富民为宗旨，坚持多予、少取、放活，让利于民，减轻税费负担，保障农民权益，确保农民多得利、得“大头”。
      实践证明，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林业生产力、提高林业综合效益的必然选择，是山区林区农民走出困境、加快发展的根本出路，是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德政工程”。希望全国广大集体林区能结合各自实际，认真学习、推广福建永安、江西武宁、辽宁宽甸、浙江临安的经验，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

      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建议
      何得桂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林业属于大农业的范畴，林农是农民的一部分，林业和林农的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新农村建设也必然受到影响。

      被称为“第三次土地改革”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正在全国全力推进。此次改革的具体做法是将集体林地均分到户（联户），实现“均山、均权、均利”和“耕者有其山”，以法律形式颁发林权证，对于中国广大农民来说，它具有类似当年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意义。对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议如下：
      1、尚未开展试点的地方，要制定试点方案，认真组织试点。正在进行试点的地方，要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精心制定改革方案，全面推广成功经验。2、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分区指导。不能搞强迫命令，应该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先试点，分类、分区采取措施，重点指导和各个突破。3、落实林改经费，确保林业部门的正常运转。建议按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成本至少应由国家财政以每亩2元划拨林改经费。各级地方政府应该在明确成本总数和分担程度的基础上，按时、足额支付林改经费。4、抓好主体改革，释放各类配套改革，巩固林改成果。在主体改革中要重点把好民主决策关、政策落实关、勘界操作关、确权发证关、档案资料关和林权纠纷处理关，高质量地做好改革的每一项基础工作。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包括：建立林业要素市场；建立起配置合理适应森林资源流转和抵押贷款需要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启动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同时加快建立森林资源资产保险业务；改革林业管理体制。5、集体林尽可能退出“天保”工程。建议把划入天然林工程的集体林尽可能退出天然林保护工程，把集体山林的权利还给林农。解决森工企业停伐后职工的分流问题，不能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到农民头上，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森工矛盾的缓解。6、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让林农共享收益。林改的受益者应是大部分村民，对于已确权到户的试点地方，应妥善做好剩余部分山场的林改工作，尽量让无林地或林地面积少的农户获得剩余山场。重新分配林地迹地，如果林权承包者只是承包经营，那么山林采伐完之后，其采伐迹地部分向本村村民平均分配、低偿转让，并对非农村资本进入林权竞争市场进行合理限制；让村民适当“分享”林权升值的部分收益，给村民合理的补偿。对于尚未或者刚刚开始林改的地方，则要努力规避只追求效率而忽略公平的倾向。

聚焦成都 

成都城市经济圈的特征与带动效应

◎陈 艺

      [内容提要]研究城市经济圈发展战略，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成都城市经济圈，推动成都与周边城市的经济一体化，带动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是“试验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在对成都城市经济圈的范围界定、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就成都城市经济圈对卫星城镇建设和外圈城镇区域经济建设的带动效应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由点到面”和“由面及点”的带动发展思路。
      [关键词]成都；城市经济圈；区域特征；带动效应
      [作者简介]陈艺，成都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2007年6月7日，成都、重庆被获批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渝经济圈”必将成为继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京津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第四个增长极。成都城市经济圈是成渝经济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构建好成都城市经济圈，强化以成都为核心的城市群的辐射能力，带动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是试验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当然，这也将会对成渝经济圈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成都城市经济圈的界定
      成都城市经济圈的圈层结构可分为核心层、紧密层、辐射层。
      （一）核心层。成都城市经济圈的核心层一般指的是成都市整个城市实体空间地域。目前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都城市经济圈的核心层可能相对稳定在含三环路以内。
      （二）紧密层。通常来看，紧密层指的是以成都城心地域为中心，半径30－50公里的地域。其空间范围包括双流、新都、郫县、温江、龙泉驿的全部区域以及青白江、新津、崇州、彭州、都江堰等地的部分区域。这一圈层与成都的车程距离在30分钟以内，受成都辐射影响最大，与成都经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在成都经济圈的未来发展中，这一圈层与核心层高度互动、一体化，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集聚的区域。因此，也被称为“半小时经济圈”。
      （三）辐射层。一个大城市对另一些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所达及的区域范围称为辐射层。根据大城市的经济势能、中小城市的经济势能以及两个城市的经济距离的不同，又可以把辐射层进一步划分为：近辐射层和远辐射层。成都城市经济圈的近辐射层是指以成都城心地域为中心，半径50－150公里范围内的中小城市为结点的地域范围。近辐射层中的中小城市主要包括德阳、绵阳、雅安、乐山、眉山、简阳、资阳等。这些城市通过铁路、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与成都相连，车程距离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与核心城市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远辐射层是指以成都城心地域为中心，半径150－300公里范围内的中小城市为结点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泸州、内江、自贡、宜宾等4个城市。从成都的城市辐射力以及相关城市的经济势能、空间可达性等因素来看，远辐射层受成都城市辐射力的影响较近辐射层小，而且具有一定辐射排斥力。因为一般来讲，城市的产业结构越完整、空间聚合度越好，则其对来自于更高等级城市的辐射排斥力越强。泸州、自贡、宜宾等属川南地区，已成为四川第二个层级的城镇与工业密集区，因此完全融入成都城市经济圈比其他近辐射层中的城市要难。

      二、成都城市经济圈的现状和基本特征
      （一）成都城市经济圈的现状
      成都城市经济圈是以成都作为核心城市逐步向外扩展的环状区域经济结构。目前成都的城市格局为“一主七卫”（一个主成区和7个卫星城）的大成都市。随着成都市市区的扩大，在形成半小时城市圈基础上，向外扩展形成一小时经济圈和两小时经济圈，从而使成都经济圈成为在西部地区中在经济发展总体规模、产业群规模、经济结构和城镇聚积度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优势的经济圈。
      1、在经济总体规模上，成都城市经济圈是我国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核心区之一。区域的人口密集，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四川省中占绝对比重，十分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统计表明，2007年四川省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西部12省市国内生产总值为43630亿元，成都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3324.4亿元，占四川省全省的33.24％，占西部12省市GDP总值的7.6％。
      2、在产业群规模上，成都城市经济圈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群、企业群、市场群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目前，已形成食品、机械、电子信息等几大支柱产业，产生了长虹、新希望、地奥、二重等一大批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荷花池、红牌楼、金府、二仙桥等一大批年交易额上10亿元的专业交易市场。成都城市经济圈内的产业群、企业群和市场群的整个交汇作用和良性互动，客观上大大推动着整个城市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3、就经济结构而言，成都的经济发展目前已走上“退二，进三”的良性发展道路。即减少第二产业的投入，加快发展以科技教育、金融、房地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旅游业、信息等为支柱的第三产业。作为城市经济圈核心的成都市的经济结构的高级化，正在对周边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起着重要作用。
4、从城镇聚积程度看，成都城市经济圈是四川省城镇聚积程度最高的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内，以宝成、成昆、成渝、达成铁路、成绵、成乐、成雅、成南、成渝高速公路为轴线，分布着德阳、绵阳、绵竹、什邡、江油、遂宁、资阳、简阳、乐山、眉山、雅安等一系列大中小城市，高密度地聚集在一个地域。城市高密度的组合，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必定推动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
      但是，目前成都城市经济圈还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益严重。虽然成都城市经济圈域各城市经济发展都有侧重，但由于成都平原地区的资源禀赋大体相同，受地方经济利益推动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区内各城市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现象日益严重，正在走向严重的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了大量资源浪费。第二，城市化水平过低。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统计显示，2007年，成都城市圈8城市地区（包括广大农村地区），人口城市化比例（非农业人口/总人口）非常低，仅为25.78%，虽然市区人口城市化比例较高为42%，但仍然大大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过低，严重影响到经济圈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的发挥，非常不利于成都整个大城市经济圈经济一体化的加快。第三，行政分割导致各自为政。从成都城市经济圈内各城市发展现状来看，依然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分割局面。这样一来，必然制约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自由流动，阻碍了城市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二）成都城市经济圈的基本特征
      首先，经济中心突出。在整个城市经济圈中成都市区经济总量占1/3，已具备成为整个圈域经济的核心和支撑点。其次，经济一体化。圈域内以成都市为核心，各城市在诸多方面相互融合和互补，形成生产要素的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一体化、城市化发展一体化的格局。再次，空间可达性高。成都城市经济圈以成都为中心，利用圈内密集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将中心和经济圈周围的城市紧密连接起来，形成密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保持了较高的空间可达性。最后，聚积程度高。成都作为西部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人口、产业、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高度集聚。这种集聚效应促使城市产业分工更细、专业化程度更高，因此带来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发达，从而最终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成都城市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及其带动效应
      成都城市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就是指以经济圈的核心成都市为中心，圈内各中等城市为副中心，向圈内各地区产生的城市辐射力所达及的范围。也就会导致经济圈中核心层、紧密层、辐射层所产生的辐射效应。这一效应具有整合性、聚集性的特点，是成都城市经济圈带动成都周边卫星城镇建设，促进外圈城镇区域经济建设的有力体现。
      （一）成都城市经济圈的带动效应
      成都城市经济圈的带动效应，就是要充分发挥成都作为西部地区最具实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作用，推动成都与周边城市的经济一体化，推进经济圈紧密层快速交通、物流、信息、金融等四大网络的建设，加强产业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区域经济。换句话说，就是推动四川人口的空间集聚和产业链以及产业群体的形成，加速城市规模的扩张，增强城市间的空间聚合度，优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充分发挥城市群体的发展成本低、土地占用面积小、基础设施配套好、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市场竞争力和生产集约能力高、积聚国民财富能力高的优势。从而，成都城市经济圈内各城市可获得以下共同利益：第一，可以推动区域内贸易更快增长，并将区域内贸易同国际贸易高效结合起来，进一步改善成都城市经济圈地区的进出口条件。第二，可以发挥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完善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既从总体上提高全区域的资源利用率，又从个体上提高各城市的资源利用率。第 三，可以缩小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各地区的共同繁荣。
      （二）成都城市经济圈对周边卫星城镇建设的带动效应
      成都城市经济圈对卫星城镇建设的带动效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圈中心城市的功能外溢区。应该看作是在成都的城市辐射效应影响下在经济圈内培育有着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新的生产力布局点。在经济圈发展过程中，卫星城镇之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突出，在圈内合作的基础上力量薄弱的城市必须突出自己的个性，以促进产业互补和人才的流动。
      第一，利用在城市经济圈内的区位优势发展农业产业化和房地产业。例如，新都属于驰名中外的都江堰自流灌区，河渠密布，水源丰富，农业开发历史悠久，通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已实现标准化渠系村41个，总长840千米，村道绿化面积达50%。全县机耕面积达90%以上，连续被评为国家农机化先进县。利用这一自身地域优势，通过农业产业化，已形成了10多个商品型农副产品基地和10大产加销农业产业化集团，成为我国著名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天府粮仓”之称。成都以西的温江县地处成都平原腹心，距成都18公里。县境内平畴沃野，被联合国批准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是最适宜居家的生态性城市。因此政府应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广泛吸引客商参与城镇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带动温江房地产蓬勃发展，使其成为温江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整合经济圈紧密层中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建立将短距离的农家旅游和长距离的风景名胜旅游相结合的特殊旅游服务体系。利用“假日经济”，大力发展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农家旅游已成为适应市民体闲需求、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村商贸经济发展的新产业。如郫县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已呈现出农家民俗、体闲娱乐、世界风情、古蜀文化于一体，点、线、片结合的城郊旅游发展格局。而拥有风景名胜的大邑县素有“西蜀望县”之美称，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四通八达，距成都市45公里，成温邛高速公路(318国道)由东至西贯穿全镜。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西岭雪山，集森林、雪山、云海为一体，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可以带动相关的交通、餐饮、娱乐、体闲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成都城市经济圈对外圈城镇区域经济建设的带动效应
      事实上，要充分发挥成都城市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我们还应该考虑成都城市经济圈的外圈建设。当然这必然就会涉及到与其他行政区域的合作问题。换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把成都城市经济圈外圈看成是成都与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相邻行政区划城市之间建立都市带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在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任何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发展都不能完全独立进行，要进入到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区域的整体实力是非常重要的，但单靠一个城市的发展是难以进行竞争的。城市经济圈外圈的建设就是要把成都经济联系紧密的地区，如德阳、绵阳、乐山、资阳、遂宁等与成都的发展联系起来。统一的城市经济圈可以让地方跳出自身局限，从更广、更高的角度来解决地方的发展问题；统一的成都城市经济圈，要求我们从整体、全局的角度考虑，利用不同地区不同区位优势，进行功能定位，发挥地方最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形成一个“由点到面”和“由面及点”的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增长带。
第一，统一的城市经济圈有利于建设产业集群，形成“由点到面”的产业结构。在统一的城市经济圈中发展产业集群，各大中城市就能够明确分工，利用自身优势壮大特有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在城市经济圈中形成没有重复建设的互补的产业“面”。如此以来，利用各自经济优势，成都可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家具、服装等产业集群；绵阳可重点发展家电电子等产业集群；德阳可重点发展重型机械等产业集群；乐山可重点发展旅游、建筑陶瓷等产业集群；雅安可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等产业集群；遂宁可重点发展纺织业等产业集群；眉山可重点发展诗书文化、食品等产业集群；资阳可重点发展铁路机车等产业集群；泸州可重点发展以建设西部化工城为突破口的新型工业集群。这样，在统一的城市经济圈中各大中城市有了明确分工，既避免了产业的重复建设又促进了经济圈经济的联系和合作，最终使经济走向一体化。
      第二，统一的城市经济圈有利于各大中城市经济增长点的产业联合，形成“由面及点”的产业带。在统一的城市经济圈中仅有“由点到面”的产业结构还不行，那只是经济圈中孤立的产业集群。除此还要发挥好城市经济圈的整合效应，从产业“面”上联结各孤立的产业“点”，以形成产业集合优势。例如，“成德绵”西部制造业基地的打造，就体现了“由面及点”的产业集合优势。成都是西部中心城市，有成都飞机公司等一批国家重要的装备制造企业；德阳是我国重型成套技术装备、大型成套发电装备和重要的国防装备制造基地；绵阳是著名的电子工业城市，有亚洲乃至世界顶尖级的科研院所和一大批技术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的三线军工制造企业。2006年召开的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工作会决定加强成德绵三市的重装产业带建设，预计到2010年，将建成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重装城市产业群。除此之外，成、德、绵是四川经济最为发达、最富活力的区域。三个城市占了四川经济的半壁江山。2007年成、德、绵GDP总额超过4640亿元，占去年四川省GDP10505亿元约46%，高新技术工业产值占70％，其中制造业就占了96%。三个城市中德阳的装备制造业实力最强。2007年，全市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共完成工业增加值136.7亿元，同比增长31.2%，占德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6.9%，支撑德阳成为四川省第二工业重镇，也使德阳成为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集中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这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其机械工业的快速发展。但三个城市的产业又有着互补性。成都高新区和绵阳科技城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德阳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而德阳装备制造基地的建设又可为成都高新区和绵阳科技城提供装备保障。因此，成、德、绵三城市的制造业的强烈互补性，十分有利于将三城构造成中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中心。目前，三城最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政策软环境的支持，建立一条“快速通道”将三地的装备制造业连接起来。
      第三，统一的城市经济圈有利于构筑统一大市场，推进产业整合。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在商贸方面、市场建设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可与周边的城市进一步密切衔接，构筑一个更大的更统一的大市场。具体地说，就是以成都为中心，联合周边城市，发展统一的辐射全国的商品、资本、劳务、技术、信息等市场。目前来看，城市经济圈的辐射效应有利于统一发展大型百货和超市等商业形态，向周边城市扩散农产品市场，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农产品批发网络；有利于统一发展旅游业，形成以成都为中心的，包括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碧峰峡等著名景点的成都经济大旅游圈。

加快成都物流业发展助推试验区建设

◎康 明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认识成都市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该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积极构建西部物流中心，对于提升成都市的核心竞争力，推进成都市试验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成都；物流业；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康明，成都市双流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强，现代物流作为一种先进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技术，被广泛认为是企业在降低物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外的重要利润源泉，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脉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大力发展“制造业引擎”的物流产业，可以提高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加速资本、技术、信息、管理、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循环，提高生产与经营效率，带动成都其他产业的发展，从整体上提高成都的产业层次，提高成都的总体经济质量，从而激活整个市场。因此，了解成都市物流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该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积极构建西部物流中心，对于提升成都市的核心竞争力，推进成都市试验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成都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有利条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成都具有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的有利条件
      1、区位优势显著。成都地处长江上游和中西部结合带，承东启西，是国务院确定的西南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是连接我国11个省市区，跨越中、东、西三个经济带，辐射近4亿人口的长江流域这一大型杠杆的支点。如果说沿海经济特区形似一张弓，长江形似一支箭，那么成都就是一只强有力的手，刚好处于扣力点上。可以说，成都发展的力度有多大，成都物流的箭就能射多远。
      2、政府重视并大力扶持物流业的发展。成都市政府在2003年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将物流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点大力发展。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保障物流业顺利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为了加快现代物流领域的开放，引导外资企业投资物流及物流中心（园区）的建设，在市场方面，为物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工商业方面，支持物流企业的建立与发展；税收方面，实行一定的扶持、减免税和退税政策；土地方面，降低物流相关土地的划拨使用价格，从而降低物流企业运营成本。
      3、对物流基础设施平台的超前规划。2004年成都市就对现代物流业发展框架体系进行了科学规划，提出了一网：打通连接外部的货运快速通道，建立市内物流配送网络；二平台：建设一个整合物流资源、提高物流效率的公共物流信息平台。推进机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平台的建设，为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三园区：在具备多式联运条件的航空、铁路枢纽附近，规划辐射西部乃至全国的三大国际性枢纽型物流园区，即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成都航空港物流园区、成都青白江散货物流园区；四中心：依托成都市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建设新都物流中心、龙泉物流中心、双流物流中心、保税物流中心；五十个物流服务站：在城市商贸中心、大型专业市场、大型制造企业、工业集中发展区以及主要交通设施站场附近，且物流处理量达到一定规模的区域，合理发展50个物流服务站。这将为成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平台。
      4、既有广阔的空间也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大。2007年成都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324.4亿元（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在第6位），财政总收入993.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800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57亿元，民营经济增加值1660亿元，工业增加值1173.4亿元。2002年———2007年新增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工业企业20户，50亿元以上工业企业5户。同时，完成工业投资2005亿元、技改投资1479.5亿元，实施英特尔、攀成钢等重大产业化项目167项，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发展后劲增强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空间。
      5、交通枢纽地位明显。成都地处成渝、宝成、成昆、达成4条铁路的交汇处，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2007年营运性旅客周转量753.1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1.3%。其中铁路382.1亿人公里，增长7.6%；公路122.9亿人公里，增长7.6%；民航248.1亿人公里，增长19.6%。全年营运性货物周转量1325.9亿吨公里，增长10.2%。其中铁路运输1255.3亿吨公里，增长9.7%；公路运输65.4亿吨公里，增长18.4%；民航运输5.2亿吨公里，增长21.6%。民用航空线路272条，已成为内地第5大机场。②目前该机场第二跑道和新航站楼正在加紧建设，第二跑道飞行区将按可以起降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航客机空客A380的要求建设，其中一期新航站楼将满足年客运量3800万人次、货运量80万吨、飞机起降32.1万架次的载运量要求。另外，成都还规划在金堂建第二机场，目前设计为6个跑道。③并且配套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管理机构和综合服务体系。成都已初步建成集铁路、航空、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运输网络，为发展物流业奠定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6、较为完善的物流配套系统。近年来，成都市为完善物流配套服务、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做了大量的工作，实现了内地进出口业务无纸化检验报关一体化，加快了物流网络、信息平台、交通运输平台、航空物流园区、青白江物流园区，以及成都保税物流中心、新都、龙泉、双流的物流中心、物流服务站的建设步伐。2007年底，作为我市三大国际性枢纽型物流园区的成都国际集装箱物流园区与成都国际集装箱中心站同时开工建设，一个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海铁联运、通达全球的大型内陆港即将崛起，这将使成都在中西部地区物流中心的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现代物流业的飞速发展必将为成都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7、物流人才优势。成都4所“211工程”重点院校都开设了物流专业，其中，西南交通大学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有资格培训中级物流师的高校，几所职业技术院校都设置物流管理专业，中等学校包括成都铁路运输学校、成都交通学校等每年都向社会上输送大量的物流技工，各种物流培训机构也在逐年增加。各种层次的物流人才，为成都的物流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二）成都物流业现状
      成都所拥有的地理位置、物流市场和交通运输设施，具备了建设西部现代物流中心的条件，正处于由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今成都已初步建成集铁路、航空、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的综合运输网络。我市现有传统物流企业300余户、运输企业1000多户、货代公司2000多家，各类大型仓库430个。已经培育了一批初具现代物流特征的本地物流企业，也吸引了一批国内外大型物流企业入驻。如美国三大物流公司之一、财富500强企业———布林可集团的成员伯灵顿公司；世界500强企业———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世界上最大的滚装船队、世界顶尖邮船公司———日本邮船公司；全球物流巨头德国DHL(敦豪)公司；新加坡吉宝物流公司；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货运公司；美国FedEx(联邦快递)；美国普罗斯地产物流公司；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法国FM公司等。著名内资企业进入成都的有：中粮集团(《财富》杂志全球企业500强之一，与成都市武侯区签订协议，由中粮集团投资人民币19亿元，合作建设中国西南成都物流中心项目)；四川银河投资集团(在成都龙泉投资兴建“国际西部汽摩商城”)；西博苑实业公司(在龙泉西河镇投资兴建占地300余亩的“成都龙泉水产物流批发市场”)等。建成了成都国际航空物流园区、新都物流中心、成都保税物流中心、机场国际国内货运站、中外运输青白江仓储基地、广州本田西部汽车物流中心项目；开通了成都至阿姆斯特丹、马尼拉的国际直飞航线。现代物流业呈现加快发展的势头，预计到2010年，成都物流业将实现增加值500亿元，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5％以内，现代物流业对成都经济的贡献率将达到15％以上。
      （三）成都物流业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说成都市的物流业起步比较晚，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产业体系还不健全，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我国物流人才十分短缺，尤其是地处西部的成都高中级物流人才短缺已成为制约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2、成都物流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不规范，恶性竞争激烈，价格战打得你死我活，使得很多物流企业利润空间被压缩甚至无法生存。对现代物流业的基础性产业地位认识不足，行业本身缺乏抢先建设西部现代物流中心的紧迫感。
      3、物流设施分布散乱，各类专业市场分布全城，功能重复，规模小，缺乏统一布局，影响了物流业合理化、规模化、一体化实施，阻碍着物流企业的健康发展。
      4、企业品牌没有树立，专业化程度较低，还处于一种粗放式经营的状态，行业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如2005年四川川运运输连锁有限公司老板和公司管理人员卷款上千万元集体失踪，在国内物流界引起巨大反响，直接给成都物流界带来了恶劣影响。
      5、物流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物流资源整合难度大。铁路、公路、城市交通、电子商务等各自独立门户，自成一家，各种物流资源分散，使物流服务分散，全程服务功能难于发挥。
      6、缺少大型第三方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虽然也从事了部分城市物流服务，但目前成都市从事城市物流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还不是很多，专业从事城市物流配送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
      7、物流企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城市物流科技信息建设还很落后，城市物流智能化配送比较落后，仍处于传统的职能管理阶段。成都的集装箱货运仅占货运市场总量的3%，而在发达国家的城市，这一数据是70%至80%。
      8、降低物流成本的难度很大。城市物流配送的物品品种繁多，数量不一，单次配送成本过高，这是目前成都市许多物流企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许多连锁企业自建物流配送系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增加了企业成本。一个集装箱货柜从成都运到上海的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基本跟从上海运到美国西海岸等同。一个玻璃集装箱货物从成都运到上海需要1000美元，而从上海运到菲律宾却只需要300美元！

      二、大力发展成都物流业的对策建议 
      1、加大对物流人才的培养力度。成都应建立并启动物流人才培育机制，做好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两方面工作。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普及现代物流知识，提高全社会物流意识和知识水平，培养现代物流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开展各种物流短期培训班和外出考察学习，挖掘物流企业现有人员的潜力和提高物流企业全员素质；另一方面，在成都建设物流人才高地，建立健全人才招聘、激励等一系列机制，将国内外优秀物流专业人才吸引到成都来，推动西部物流中心的构建。
      2、整合资源。（1）物流企业兼并与合作。通过各物流企业之间的兼并与合作可以有效地整合现有资源，优化其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2）尽快建立大型现代物流园区。大型现代物流园区是具有一定规模和综合服务功能的物流集结区，有利于实现物流企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并发挥它们的整体优势和互补优势。 
      3、积极运用融资新方式。随着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新的融资工具和融资手段不断运用于实践，如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产业投资基金等。成都在试验区建设的新形势下完全可以摸索、创新新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低成本大量筹措发展现代物流业所需资金。
      4、积极引进先进物流企业。由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东南部沿海地区物流企业的发展走在了成都前面；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一大批国际物流巨头纷纷瞄准了中国西部物流市场。因此，成都应抓住机遇，大力引进国内外先进物流企业加盟成都物流业，加大对外招商力度，加强与国内外先进物流企业的联系，帮助他们了解西部物流市场，为其进入成都物流业提供各种有效服务，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成都物流企业的起点。
      5、应尽快开工建设“7条交通走廊”和“四枢纽、五中心”。2007年底，中共四川省委九届四次全会作出了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的重大部署。今年初，以省委九届四次全会精神为指导，中共成都市委通过的《中西部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战略规划建议纲要》中提出了“7条交通走廊”的设想，即兰州通道、西安通道、西宁、格尔木战略性通道、拉萨战略性通道、昆明通道、重庆通道等7条交通走廊。同时，根据《四川省2010年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今年初，市交委完成的《成都国家公路运输枢纽货运枢纽总体规划》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市未来货运枢纽的主格局———“四枢纽、五中心”。即构建青白江、城厢、花龙门、航空港4大货运枢纽和新都、龙泉、双流、都江堰及洪安5大货运中心。根据规划，四大货运枢纽在辐射西部地区的拉萨、兰州、西安、贵阳、重庆、昆明的基础上，还将加强与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的连通，并规划与北美、欧洲、东南亚、东北亚货运枢纽相联系。五中心将服务成绵经济带、成渝经济带、攀西经济圈和三州地区。为了将成都建成中西部物流中心，助推试验区建设，应尽快开工建设“7条交通走廊”和“四枢纽、五中心”。
      6、借空、借海发展现代物流业，努力构建连接国内外经济发达地区的物流快速通道。成都既不沿江也不靠海，迫切需要借空、借海发展物流业。虽已开通了蓉深铁路货运定班列车，开辟了成都至巴黎等地的直航航班。但成都还应继续加强与铁路部门合作，以铁路货运定班列车开行的方式打通连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的物流快速通道。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早日开放成都的第五航权，逐步开辟连接世界各大洲的空运航班，培育成都通往周边城市的货运班车，形成“主动脉+区域通道”的物流快速通道网，使成都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物流分拨中心。
      7、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尽管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主要靠良好的市场管理政策和机制，但是如果每个企业缺乏自律的话，这种机制也起不到多大的效果。因此，物流企业要从自己做起，严于律己，以尽快建立一个公平有序的物流市场。
      8、加快企业培育，努力提高服务水平，树立良好品牌。企业应加强自身的建设，努力完善经营网络和服务内容，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服务水平。特别是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特点，找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最终创出自己的物流品牌。
      9、建立成都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整合物流信息资源，建立开放的物流公共信息查询系统、物流电子政务和商务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和物流在线跟踪与过程控制。例如海关、税务、检验检疫部门和物流园区、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以及外地的中心站应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共用彼此的货物运输和待运资讯，从而提高政府监管服务水平、货物通关效率和物流处理效率，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
      现代物流从根本上打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为成都连接了一座面向世界的桥梁，走出四川盆地，走向世界，我们有理由期待着成都现代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它将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腾飞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助推试验区建设，使成都早日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成功典型。

注释：
①《2008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②《2007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中华工商时报》2008年1月8日第5版，谭丽莎：《成都欲打造西部最大交通枢纽》.

参考文献：
[1]小强：《基于SWOT分析的成都物流业发展的策略研究》，网易博客.
[2]廖伟、贺政纲：《成都物流企业发展环境及对策分析》[J].《物流经济》2007年1期.
[3]刘小艳：《成都地区现代物流产业的ＳＷＯＴ分析》［J］．《区域物流》2006第29卷，总第134期.

 学联信息

金牛区启动社科巡讲大讲堂  切实推进社区教育工作

      为进一步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提升广大市民素质，成都市金牛区从2008年6月起在全区范围内举办社区教育暨社科巡讲大讲堂活动，聘请辖区内有关专家、学者作为特约讲师，深入社区开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讲座。此次受聘的特约讲师共26名，涉及医疗卫生、教育、心理咨询、科技及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群众关心的震后防疫、心理疏导等热点问题，特约讲师们将到社区为群众免费举办相关讲座，并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
      在6月17日举行的社科巡讲大讲堂成立大会上，金牛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陈麟，金牛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罗光全，金牛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社科联主席刘兴宇出席并讲话。陈麟强调，金牛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区社科联要切实加强协调，选择好内容、组织好老师、安排好活动，通过巡讲为社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社区基础教育工作。（金牛区社科联）

      发挥社联优势 为灾后发展把脉支招
      2008年6月24日，成都市郫县社科联邀请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博导、教授林凌，西南财大党委副书记、博导、教授杨继瑞等十多位省、市社科专家和地质专家，在郫县梦桐泉乡村酒店举行“平安郫县、机遇郫县、财富郫县”专家论坛。县委书记杨洪举到会并代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希望专家为郫县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把脉支招，献智献策。
      论坛会上各位专家各抒己见，见解独到，对郫县可持续发展纷纷支招。专家首先认为，郫县是平安幸福的。该县处在具有“减震”作用的“第四系松软沉积层”上，是安全的，没有发生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且经受住了“5•12”大地震的考验。其次，专家们认为，郫县在震后面临许多难得的机遇，概括起来主要是灾后重建产生的商机、获得国家特殊的政策支持的机会、发展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特色房地产的机会、打造农家乐为主的乡村度假旅游的机会、打造以IT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园区的机会、重塑郫县新形象的宣传机会、推进统筹城乡试验区建设的机会等等。只要抓住这些机遇，郫县会更加迅速步入发展快车道。(郫县社科联)

成都市青白江区社科联   三项措施抓好理论工作

      2008年1—7月，成都市青白江区社科联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整合各方力量，打好“结合牌”，主抓理论学习，常抓理论宣传，深抓理论研究，为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年”各项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是结合社科干部教育，主抓理论学习。继续为领导干部赠送《现代领导》、《成都宣传》等杂志，突出理论性、知识性和应用性，拓展学习内容；组织收听、收看全国、省、市“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会”4次，推进社科干部教育工作；举办“面向21世纪的创新发展”、“知识产权知识”、“我国对外宣传的特征和策略”等专题讲座4次，组织基层社科干部参加学习，拓展干部学习视野，增强了学习实效。
      二是结合社科普及，常抓理论宣传。利用《新青白江》、区公众信息网等新闻媒体及“理论视点”、“理论园地”、“社科在线”等专栏，定期刊登社科理论文章及调研文章22篇，编发“青白江社科”9期，构建理论宣传平台，普及社科知识；借助各学术性团体力量，举办“青江社科论坛”10次，讲授形势政策与社会热点、道德修养与人生价值、教育和管理、法律知识、历史文化、诗词鉴赏等知识；发挥区委党校理论宣传阵地作用，常年组建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党的理论、形势政策、社科知识及重点工作宣讲，不断拓展理论宣传覆盖面。
      三是结合中心工作，深抓理论研究。针对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及发展问题，开展应用性课题研究，指导区旅发局编制《青白江区工业旅游城市实施方案》，做好课题成果转化；以《青白江区弥牟“三国旱八阵”与大成都三国文化游的对接研究》为重点，全力推进课题研究，现已完成课题研究报告初稿；积极申报市社科“十一五”规划课题8项，推荐18项参加市社科优秀成果评选；深化区级规划课题研究，为破解发展难题提供参考；组织开展“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理论研讨活动，征集优秀论文30余篇，推荐优秀文章8篇参加省市评选，为构建和谐青白江提供了理论基础。(青白江区社科联)

三农问题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

◎柯炳生

      [内容提要]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和产业基础，具有重大的全局性意义。现代农业的本质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它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有四个：保障农产品供给的数量，保证农产品供给的质量，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因而发展现代农业的具体形式也不同。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政府职能的发挥对于现代农业建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认识；现代农业；问题
      [作者简介]柯炳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需要澄清一些重要认识，正确处理好一系列相关问题。

      一、发展现代农业与建设新农村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和产业基础。党中央、国务院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做出的重大部署，是对建设新农村中的重大任务之一的具体深化和落实。发展现代农业，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是建设新农村的最关键的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其本质内容是全面推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系列彼此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问题。农业问题，是发展农业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农产品的供给数量和农产品质量。农村问题，是农村区域所涉及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农民问题，是与农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农民的经济收入和政治权利。其中，农民的收入决定了农民的吃穿用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消费水平；政治权利涉及农民是否受到平等公正的政治和社会待遇，也涉及农民的平等就业等。
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大的全局性意义。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的长远性、急迫性和全局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永远是事关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中国是个大国，必须立足国内实现食物基本自给。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尽管2004～2006年中国粮食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但是，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仍然产不足需。展望未来，压力更大。由于人口增加、收入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将是刚性的、持续的、不可逆的。而在生产方面，资源约束将更加突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有更多的耕地被占用，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将日益突出。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
      （二）保障工业原料需求。棉花、羊毛、生皮等，是农业提供的最重要的传统性工业原料。近年来，中国棉花和羊毛均大量进口。随着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供应的紧张，生物质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将日益增加。
      （三）保护消费者健康。农产品对消费者健康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药物的使用和残留问题，二是动植物疫病问题。两者涉及技术、经济和政策等诸多因素，中国农户数量巨大而经营规模极为狭小、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发达、国家的农业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宏观管理体系不协调，都是重要原因。发展现代农业，就是要加强和改善所有这些环节，不断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加大对消费者健康的保护。
      （四）促进农民增收。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从长远看，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出路只有两个：一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扩大农民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本途径。
      （五）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农产品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为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全面提高中国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将促进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六）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现代农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其中，直接促进作用有：免耕技术和秸秆还田促进土壤生态环境和结构改善，转基因作物促进节药，精准农业促进节肥和节水，沼气利用和观光农业促进农村环境改善，草场围栏促进草场可持续利用等；而间接的促进作用也很突出：更高的单产将导致更少的农业用地，进而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面积用于生态保护。此外，通过建设现代畜牧业，可实现集约饲养，变放养为舍饲，避免牲畜放牧和过牧对植被的破坏；通过建设现代畜牧业，也可以实现人畜分离，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

      二、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与途径
      发展现代农业，最重要的是要着眼于现代农业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其外在特征。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根本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不偏离正确的大方向。各地发展现代农业的具体途径可以多种多样，而主要目标应是一致的。
      党和国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的高度重视，是由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所决定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农业，应当具备传统农业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和优点。现代农业的本质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其中，高产出是目标。高产出的内涵包括产品的数量多，质量好，农民的收入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得好。也就是说，建设现代农业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一是保障农产品供给的数量，二是保证农产品供给的质量，三是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四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对于现代农业形态的判断，从根本上说，应当是基于这四大目标的实现程度。这四大目标，是现代农业的本质特征。至于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四大目标，需要哪些条件，则是现代农业的外在特征。
      实现现代农业的具体途径和手段，各国各地区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些共性特征，主要包括：设施装备发达，生产技术先进，组织经营高效，服务体系完善。设施装备发达表现为农田基础设施好，排灌条件优越，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设施先进，农业投入品质优价低等。生产技术先进表现为有高产优质的良种、先进科学的生产方法等。组织经营高效是指产前、产中、产后的经营管理水平高，供、产、销、加等各个环节连接密切，组织方式科学合理，使得整个农产品生产营销系统成本低，效率高。服务体系完善主要是指政府的支持和服务体系完备，能够帮助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克服市场机制的不足，解决那些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事项，例如农业科研和推广、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治、市场信息提供、食品质量监控等。此外，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各种补贴，对于现代农业建设是有促进作用的。
      建设现代农业，按建设领域可分为现代种植业、现代养殖业、现代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和现代观光休闲农业。现代种植业包括大田种植和各种设施农业；现代养殖业包括各种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现代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包括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零售等；现代观光休闲农业包括各种各样的方式，例如观赏、采摘、渔钓、娱乐、度假、民俗等。
      纵观世界各国，每个国家因为具体情况的不同，现代农业发展的外在特征各不相同。但是，在总体目标方面，各国都是相同的，都是着眼于生产出数量充足和安全优良的产品，促进农民增收和保持生态环境。中国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过程中，要避免盲目仿效和追崇某个国家农业发展的外在特征，而忽视了发展现代农业的本质内涵和主要目标。不能把实现现代农业的手段当作目标本身去追求，否则，就会出现所谓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以及没有生命力的形象工程。

      三、发展现代农业与农业现有发展水平
      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现代农业仅仅是东部发达地区的事情。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还谈不上建设现代农业。这是一种误解。产生误解的原因可能是片面地理解了现代农业，例如，把现代农业等同于设施农业或者大规模农业。事实上，从发展现代农业的本质内涵和根本目标出发，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如何，无论各地农业发展的现有水平如何，都有发展现代农业的任务，都需要积极并且可以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进程。
      中国各地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也很不同，这都决定在不同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具体形式和特点是不同的。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东部三大平原地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西南山区和大中城市郊区等，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农业自然条件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农业结构的特点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发展现代农业方面，都大有可为。现代农业没有绝对标准。只要是在提高资源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农产品质量和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取得了进展，就是推进了现代农业建设的进程。
      资源产出率包括土地单产、饲料转化率、水资源产出效率等。资源产出率高是现代农业最基本的特征，这意味着使用同样的自然资源投入，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者使用较少的自然资源投入，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这样，在有限资源的约束条件下，农业就可以提供出更多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食品消费需求和工业原料需求。
      劳动生产率直接与农民收入有关。劳动生产率不高，农民收入就无法提高。中国各地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农民收入水平也不同。无论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如何，都可以并且应该继续提高。所有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措施，都可以视为对现代农业建设的推动。中国各地无论现在的农业发展水平如何，都应当继续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直接与产品的可用性和人们的健康有关。质量和数量也有密切的关联性：质量有严重缺陷的产品，至少是等同于次品，等于减少了可用产品的数量；更严重者，还起到反作用。如何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质量安全水平，也是全国各个地区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
      资源利用率涉及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和农村的多功能性。一些本来荒废的资源例如荒山和水面，利用现代农业措施，可以转化为资源；一些农产品的副产品例如秸秆和牲畜粪便，如果不加以处理，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而采取现代农业手段加以转化利用，就可能变废为宝；在偏远山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可以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开发农业的观光旅游功能。这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措施，也是在所有地区都可以实施的。
      四、发展现代农业与土地制度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有人认为，现代农业需要扩大经营面积，而现在家庭承包经营的规模太小，不能实行现代农业经营。这也是一种误解。
      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这是坚持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要严格防止借现代化之名，违反中央政策，侵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自主权。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不矛盾的。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农业也都是建立在家庭农场的基础上的。一些国家例如北美和欧盟诸国，其农业的经营规模比较大，但其农民所经营的土地并不都是自己的，而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承租的。
      应当承认，中国超小型的农户经营规模，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非常不利的约束条件，经营规模的扩大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但是，也应当看到，经营规模扩大的实现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可以在农民自愿和保持土地原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从而形成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另一方面，农户也可以在不改变各自土地占用规模的条件下，实行一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联合，从而也可以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例如，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跨区收割等农业服务体系等，都是适合中国小农户特点的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有效实现方式。

      五、发展现代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还有人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尤其是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这对发展现代农业不利。这种说法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也是表面化的和不准确的。
      从总体上和以长远的观点看，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包括向农村内部非农产业和向城市转移，不仅不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障碍，而且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留在农业中的人口和劳动力，农业的经营规模才有可能扩大。从国外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都有一个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的过程；但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革命的不断进展、社会服务和政府服务的不断加强，都使得农业部门能够以越来越少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产品。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农业劳动力的向外转移，是农民提高收入的必然要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家庭用于食品等农产品的消费支出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使得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如果农业劳动力不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向外转移，就会出现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高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情况。也就是说，较大份额的农业劳动力创造了较小份额的财富，从而其所能够分享到的财富的比例也较小，从而出现了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高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的情况，从而存在着收入的城乡差距。因此，如果要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扩大乃至缩小，就必须加快降低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的比重，即加快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在劳动力方面的主要障碍，不是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而是农业劳动力的文化、科技和经营素质不高。当然，从短期看，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业劳动力外流，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把外出务工的农民赶回土地上去，而是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对留在农村中的农民的教育、培训和技术推广，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科技能力。  

      六、发展现代农业与政府职能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政府和农业生产者的共同努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任何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最终都需要通过他们的努力来实现。但是，政府职能的发挥，对于现代农业建设的进程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关键是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投入，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政府的公益服务水平。
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各种水利设施、集水和节水灌溉设施的建设，各种农田改造工程例如梯田修建、台田建造、土地整治、旱田改水田、田间道路建设等。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如果仅仅依靠农民自己筹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政府应当给予一定的投入扶持。
      政府的公益服务，包括科技创新、科技推广、农民培训、市场信息发布、动植物疫病监测与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与管理等，对于发展现代农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些方面的服务，都具有公共品的特征，社会效益很高。这些公益服务的提供，是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通过有关的事业单位或者社会机构来实现的。
      此外，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也是政府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即通过补贴措施，促进农民采用良种良法，推动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政府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着眼点在于引导和扶持，而要防止强迫命令。关键是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避免超越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能，避免出现瞎指挥、乱指挥和代替农民进行生产的错误行为。
 

四川特色农业发展的实践与展望

◎黄基秉 袁 力

      [内容提要]本文为成都大学2007年度科研基金重点立项课题。作者认为在推进现代农业的进程中，四川省把坚持发展区域内部特色农业作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为此，文章着重探讨了四川省发展特色农业的相关实践，展望了该地区现代农业的未来等问题。西部省区以特色农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体现了重要的时代承载观。
      [关键词]四川；特色农业；新农村建设；时代承载观
      [作者简介]黄基秉，成都大学教授。袁力，成都大学旅游学院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
      党和政府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出台9个中央一号文件，对着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科学决策与指导。[1]特别是2007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2}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与资源条件千差万别，因此在推进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地区差异性。由此可见，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突破口的精辟论断以及对现代农业进程的宏观指导，为四川等西部农业大省积极推进本地区新农村建设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以现代农业理念引领西部省区发展特色农业
      从全国各省区（直辖市）农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现代农业在不同地域的要求应该各有特色。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浙江省、江苏省等）积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已经取得明显实效；西部欠发达地区（如四川省等）应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着力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西部地区具有推进特色农业的客观必然性，是农业发展战略（走向现代农业）的深化之路。[3]
      （一）现代农业是动态与发展的概念
      现代农业的提法并不陌生，但它与国人熟知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概念。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纲要时，“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思路已经初见端倪。{4}农业现代化放置在“四化”之首，体现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农业经济快速进步的高度重视。时过四十载，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现代农业”是传统“农业现代化”概念的继承与发展，内涵已经从单纯要求农业生产手段提高扩展到农业的物质装备条件、科技水平、产业体系、经营形式、发展理念、人力资本培育等多方位整体飞跃。这种新型“现代农业”概念是历经建国五十余年农业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成败得失所形成的重大成果，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简而言之，现代农业是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传统农业全方位的改造，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递进过程。
      （二）现代农业具有不同的地区表现形式
      现代农业是针对传统农业而言的动态概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传统农业不具备这种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最有效的出路就在于将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5}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必将体现多样性的统一。中国国内东、中、西部各省区（直辖市）的现代农业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模式、一种评价标准。如果说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适合发展城郊型和外向型农业；中部地区应该做大做强粮食产业，发展农区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优化粮食生产布局和品种、品质结构，引导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那么，西部省区的总体经济实力与东、中部省区存在差距，又面临脱贫致富与农业经济跨越的双重任务，如何在激烈的农业经济市场竞争中获得飞跃？为此，西部地区就需要加强草原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转变牲畜养殖方式，发展特色农业。而其具体做法又各有千秋。以四川省的实践选择来分析：在发展方式的选择上，四川省确定了突出“特色农业”的战略思路，以本地区发达经济带为示范点，以特色经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以此带动农业经济的全面进步。虽然从全国范围内比较四川省现有的农业经济排位并不领先，但四川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粮、油、畜、果、菜等优势产业，以特色农业的喜人成果在西部地区取得了相对领先地位，体现出现代农业的“四川特色”。例如：我国著名的“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依托成都地区粮食种植业，积极推行水稻种植技术创新。目前成都水稻三亩可以产出四亩的粮食，该杂交水稻品种已经成为享誉中国的特色农产品。实践证明：特色就是效益、特色就是竞争力。
      （三）现代农业是西部发展特色农业的重要方向
      在现代农业的大前提下，特色农业不仅仅在于农产品品种的独特性，还在于农业经济的市场竞争领先性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性。特色农业是依托特定区域内优势农业资源所形成的优质农业类型（主要指非粮食种植业，如：地方农副土特产），其产品质优、价高，市场竞争力强。从本质上讲，特色农业属于现代农业范畴，即：利用区域内独特的名优农产品在品种、自然地理条件、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使之转化为特色商品。美国的牛肉、澳大利亚的羊毛、泰国的香米、荷兰的鲜花以及中国的茶叶，都是本国的特色农业标志。从国外的特色农业发展经验来看，其特色农产品以及相关生产基地都按照现代农业的质量标准检测监控体系，并严格执行，包括农药残留、维生素指标和ISO9002国际质量认证体系等，面面俱到。相比之下，我国（尤其是西部省区）的特色农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乏相关的质量监测标准，特色农产品往往遭遇退货、减少订货数量的尴尬局面；也不懂得以商标、专利、订单等手段保护特色农业的市场利益，缺少现代农业的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从国内区域性特色农业发展的现状看，西部省区不少地方在产业化进程中存在“重生产、轻市场”的倾向。过多考虑调整农产品结构和扩大生产规模，对产品的市场需求、销售以及划分市场份额考虑不足；缺乏大局、全局意识，只看到眼前利益、本地利益，重复开发同类特色农产品。以特色蔬菜、中药农产品为例，近几年由于农村内部（主要是相邻县乡）恶意竞争，就出现了时令品种冬瓜、蒜薹、川芎等价格大起大落的问题，大量特色水果烂在田地里无人问津，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注重市场、不重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农民增产不增收，“特色”不“特”，特色农业缺乏现代气息，始终停留在传统农业的低水准。{6}
      目前西部省区特色农业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说明：要突出“特色”，就必须找准重点、明确主导产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在现代农业的方向指引下，推进优质特色粮食种植业、经济（水果）种植业、畜禽养殖业、水产业、农副产品加工工业、特色乡镇工业、农村流通及消费品销售业、农村服务业、乡村特色旅游（休闲）业等全面升级。
      二、现代农业视角下的四川特色农业发展成效
      四川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大省，是全国最大的粮、油、生猪生产基地，具有发展特色农业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和实践成果。在现代农业的宏观要求下，四川省发展特色农业的目标是：发展导向为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发展目的为促进农民增收；效益先导为龙头企业和各类市场；依托方式为农村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内容为当地富有特色的农产品或农村产业；实质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突出特色优势、发展农村区域经济。从总体综合指标评价，四川省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在西部省区位列前茅，尤其以省内发达经济带为突出典型，获得了满意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一）四川省发展特色农业的总体成就
      首先，特色农业的实现程度不断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商品基地建设已经初具规模。通过多年的合理规划与充分论证，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目前四川全省已经建立起粮食、油料、生猪、畜牧、蔬菜、水果、桑蚕、茶叶、花卉、棉花等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300余处。其中，经省农业厅确定的特色农产品就有12种、优势农产品8种、优势产区24个。其次，特色农业的生产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发展特色农业，必须依靠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为支撑，尤其是水利、电力以及农业机械设施必不可少。2007年四川“三农”支出598亿元，增长39.4%。据统计，四川全省在“十一五”开局之初已经拥有各种水利设施90余万处，乡村级电站2800余处，装机容量近90万千瓦。以优质、高产的粮食种植业为例，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4000万亩，旱涝保收面积达2600万亩，机耕面积超过了1500万亩，为稳定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次，现代农业发展初见成效。2007年农业增加值2092.1亿元，增长4.4%；粮食总产量3448.4万吨，增长6.1%。资阳、眉山、遂宁市畜牧业现代化试点工作启动。全省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5.3%；肉类总产量1092.6万吨，增长6.1%；生猪出栏9911万头，增长5.2%。林业产业快速发展。劳务收入1077亿元，增长17.9%。完成水利基建投资45.3亿元，新增有效灌溉面积31.5万亩，新建高标准基本农田142.6万亩。农业机械总动力2513.8万千瓦，增长7.2%。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顺利开展。最后，土地管理进一步加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耕地实现占补平衡。严格执行国家禁止、限制供地目录，依法查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成果得到巩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稳步推进。重点建设、改善民生等项目用地得到保障。“金土地”工程整理土地136.2万亩，新增耕地17.3万亩。[7]
      （二）积极推进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8]这种试验区最明显的特点在于没有固定模式，鼓励大胆“闯”，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成都成为国家级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于四川省特色农业经济跨越式发展将发挥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国家在四川地区设立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的直接目的就在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以统筹城乡发展达到全面小康，实现社会公平，最基本的内容是城乡制度统一和城乡权利平等。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迅猛。以高速公路、国道及省道为主干，将全省各市、地、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成都等特大中心城市为辐射起点，充分发挥示范与带动效应，构成若干区域性发达地区（经济带）。例如：成都—德阳—绵阳经济带、成都—遂宁—南充经济带、成都—眉山/乐山—雅安经济带、成都—重庆经济走廊等。这些经济带或经济走廊依托当地的优势产业，逐步形成了若干不断扩大的发达区域，为四川省充分享受城乡统筹成果、促进特色农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农业生产为例，如果农业劳动力土地经营规模小，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存在较大的隐蔽性失业，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效益偏低，直接制约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发展需求。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尤其是特色农业）首先要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益，适度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应该说，农业劳动力渴望与城镇职工获得同等收入。因此，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农业经济进步的重要前提。四川省应坚定不移地走特色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充分利用国家级统筹城乡经济改革试验区的平台优势，以促进农业生产收入为目的，合理安排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生产经营规模。（见表1）。因为农业劳动力对现代农业的高度热情，是特色农业得以规模投入、持续发展的保证。

      表1 城乡劳动力报酬相等时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估算

我国主要 水稻主产区	城镇职工年均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耕地面积 （单位：万亩）	农业劳动力 （单位：万人）	每个农业劳动力应生产经营的规模 （单位：亩）
江苏省	15712	7592	1230	21
安徽省	10581	8957	1860	18
江西省	10582	4409	971	15
湖北省	10692	7424	1110	12
湖南省	12221	5929	1997	17
四川省	12441	13753	2414	1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版整理

      实际上，四川省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在全国处于较低的水平，与本地区城镇职工的收入也有明显差距（同期四川省农业劳动力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300元{9}）。虽然是全国公认的第一水稻主产区（南方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省区），但农业劳动力配置不合理、总体生产率低下，更没有形成适度的规模生产经营。因此，解决四川省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性，统筹城乡经济、促进配套改革，是发展特色农业中极富现代意义的命题。
      三、从不足中展望四川特色农业发展的未来
客观上讲，四川省特色农业经济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总体水平还处于全国中下游状态。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了现有条件下的种种弊端与不足。
      （一）四川省发展特色农业的制约因素
      从四川省所处的区位来看：一是远离出海口，不利于产品出口；远离以大中城市为主体的特色农产品消费群体；远离交通运输主干线，不利于产品运输和交换，市场容量极其有限。二是四川地区的信息化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及中部地区，这种差距及其影响更甚于经济上的差距。特色农业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化水平，信息劣势是发展特色农业的主要障碍之一。三是农业科技还有待大幅度提高。特色农业不仅仅是资源和劳动密集的产业，也应是包含相当高科技成份的农业。没有科技支撑的特色农业，是没有长久竞争力的，也是低效的农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农业经济专用人才匮乏。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的缺乏是该地区极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后两种人才的缺乏更是农业结构调整、农业增效的主要问题之所在。四川省的文盲半文盲率达19%（全国为18%）。{10}因此，在扫除青壮年文盲半文盲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具有现代农业素养与专业知识技能的新型农民，是发展特色农业十分必要的环节。最后，四川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体系不健全、人们的市场观念落后、对全国及国际市场的开拓起步较晚，导致当地市场容量有限、缺乏市场竞争力。
      总的来说，目前四川省在发展特色农业上的不足可以归纳为：运行机制原因导致特色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资源约束、环境影响，特色农业的优势不能正常发挥；技术制约、投入不足，特色农业不能在短期内覆盖全省范围；基础设施与信息资源仍然欠发达，专用人才资源匮乏，农业产业化组织程度较低。这些问题使得四川省未能发挥应有的特色农业活力。
      （二）四川省发展新型特色农业的调整方向
      困难与问题不能阻挡四川农业经济前进的步伐，成都等地积极探索改革路径，以“新型特色农业”模式的实践成果开创了局面。新型特色农业的发展之路秉承特色农业的积极元素，进而在内涵上进行了全方位突破。首先是重新确定“特色农业”必须是区域性最有优势、最具名气的拳头农业产品及其产业链，能够占据天时、地利，在最大程度上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国内外同质产品竞争等不利因素而保持优势地位。其次是坚持长远眼光，推广“绿色农产品”机制，积极与国际环保标准接轨，最大限度降低能源、原材料、灌溉用水的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忠实实践“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循环经济生态发展模式。再次，必须加强现代农业科技与特色农产品的结合，提高生产效率与效益，增加特色农产品的高附加值。最后，新型特色农业涵盖了整个农业经济体系，以现代农业的总体要求来安排特色农业的具体内容。
      四川省未来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应该坚持以下几条重要原则：一是市场导向原则。需求导向是农业发展的指针。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特色农业的基本定位，应以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前景为基准，进行市场容量、市场消费人群的预测及市场定位、市场设计等。二是资源依托原则。发展特色农业须立足于开放条件下的资源优势，为此要全方位地审视区域资源优势。长期以来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各地区均强调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资源优势和产品优势，但与其他地区一比就发现所谓的优势并不存在。即使是有优势的资源也不应追求开发的时间、速度和规模，相反，资源的开发应坚持适时、适度的原则。三是环境友好原则。保护环境，包括保护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等，使特色农业不造成或极少造成污染和其它危害。这样，在环境保护与发展特色农业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相辅相成的良性关系。四是生态保育原则。发展特色农业，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国家和地区的食物安全，但同时也是为了保障生态安全，应以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为基本出发点之一。五是科技支撑原则。传统产业并不一定意味着落后和低效，但没有科技支撑的传统产业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也是低效的。发展特色农业必须以科技进步为支撑，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六是动态优化调整原则。没有一成不变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劣势始终在变化之中；同样也没有永恒的特色，特殊性与一般性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墨守一种或若干种特色产品，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四川特色农业也应在发展中对其“特色”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四川特色农业的前景应该是美好的！
      （三）坚持“三农”改革，弘扬四川特色农业的时代承载观
      如前所述，四川省发展特色农业是构建现代农业的突破口，而发展现代农业又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新农村建设需要依靠八股力量，那就是规划的引力、农民的动力、政府的财力、科技的撑力、干部的能力、市场的活力、部门的合力、改革的推力。这其中的关键是“三农”改革。{11}四川特色农业的时代承载观就表现于此。从宏观层面来看，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涉及本省内部国民收入、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这实际上是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实质就是一场改革。另外，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推进政府体制和职能的进一步转变，要求农业大省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要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从微观层面来看，新农村建设必然会促进土地、劳动力以及农业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随之而来的“三农”系列改革包括：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推进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改革；推进农村社区组织制度的改革；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改革；推进农村的综合配套改革，等等。虽然这些改革任重而道远，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它符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要求，是四川省特色农业的升华之路。要搞好特色农业，进而发展现代农业，未来应该思考和实践的是：一是通过非农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不断转移农业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尽可能与农业GDP的比重大体相当；二是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实现农业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三是通过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率和贡献率；四是建立农业经营者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应该允许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验，总结经验，为全省农业经济飞跃担当先锋队。
      综上所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是全国性的重大历史性任务，具有长期性。对四川等西部省区而言，这一任务更具艰巨性，机遇和挑战并存。充分利用改革的推力，坚持特色农业的升华路径，必将促进本地区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更加和谐！

注释：
[1]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7-02/09/.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R].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2007.
[3]黄基秉等.四川发达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经济学基理探析[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4]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Z].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1965.
[5]}西奥多•W•舒尔茨（美）: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7.
[6]袁力等.成都地区新型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初探[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7]2008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
[8]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Z]，北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7.
[9]吕火明.发展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考[J]，成都：四川省情，2004(12).
[10]谷树忠等.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基础、问题与方向[J]，北京:中国农村经济，2000(10).
[11]黄祖辉.改革推力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J]，杭州: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决策参考,2006(9).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货币数量化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当今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货币主义的创始人，1976年荣获诺贝尔奖。他一生心血都花在“货币”上，一直认为货币不是中性的，会实实在在影响真实经济。早年他以一部抽象的《价格理论》分析了货币的作用过程，晚年则又复归到历史，写了《货币的祸害》一书，从货币的起源谈到货币政策的实际影响。由他领导的货币主义学派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被称为20世纪经济学的智慧巨匠之一。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一个经济学家的抗议》(1972年)、《没有免费的午餐》、《对货币数量论的研究》、《消费函数理论》、《美国货币史，1867—1960》等。
      如果评选两名20世纪美国最知名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入选的就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者各领风骚50年，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恰恰背道而驰。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理论相反，弗里德曼提出，自由市场和个人创造力是社会进步的源泉，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经济波动。最著名的是他的“货币数量化理论”，从分析方法上来看，现代货币数量论不像早期货币数量论那样把充分就业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固定的和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不变的情形来研究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而是认为物价水平或名义收入水平是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供给函数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货币数量论一方面论证了早期货币数量论中说明的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认为货币存量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强调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重新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作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同时竭力反对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实行的固定汇率制，积极主张通过市场的自由活动以实现有伸缩性的汇率。不过在当时，弗里德曼的这些主张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随着西方社会的物价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爬行上升，发展到七十年代初的猛烈上涨，现代货币学派逐渐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的新保守主义的学派。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财政金融危机日益严重，垄断资本集团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乞灵于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主张，使货币主义首先在美国流行开来，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出现了一些货币主义者。
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对美国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的解释。凯恩斯当时认为，出现大萧条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经济的私有化性质，换言之，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因此仅凭私有经济本身的力量，并不能走出景气循环的低谷，相反，还会越陷越深。凯恩斯由此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1963年，弗里德曼的发表《美国货币史》，对凯恩斯的这一观点提出驳斥，认为造成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与凯恩斯所提出的恰恰相反，并非是美国私有化经济所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过于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
      在1957年发表的《消费函数理论》中，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经典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增加，人们用于消费的支出呈递减趋势，同时储蓄越来越多，因为人的欲望已得到满足。如这一理论成立，政府就能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消费减少，从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然而通过分析历史消费模式，弗里德曼指出，消费递减的理论基础站不住脚。因为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永无止境，原有的得到满足后，新的随即产生。
      1968年，弗里德曼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在此之前，凯恩斯理论一直认为，轻度失业只会带来轻度通胀，在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失业与通胀可以相互共存，例如，在有4％的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有4％的通胀率。这一理论实际上等于说，政府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失业与通胀混合比例。弗里德曼却明确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政府试图把失业率压到“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胀就会上升得更高。这一理论很快得到验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布什总统2002年曾这样评价弗里德曼：“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个人有选择自由，而政府没有无视个人选择的自由。”“这种洞察力改变了美国，而且正在改变世界。”
      但正是因为挑战了凯恩斯理论的权威，弗里德曼曾经饱受美国经济学界排挤，因为当时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如日中天。上世纪50年代期间，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被视为荒诞不经，像杜克大学那样的名校图书馆中，弗里德曼的著作甚至不摆放在书架上。作为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弗里德曼从50年代开始主张“自由市场经济”，遭到当时许多传统经济学家的围攻，包括哈佛大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但弗里德曼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他随时随地与他人展开辩论，受尽白眼仍毫不气馁。随着他的理论一一在市场上得到验证，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人终于意识到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承认了他的历史地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弗里德曼“改变了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的构造和思想意识，比其他任何人都深远”。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说：“在经济学者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独一无二”。历史终于向这位孤独的经济斗士低头，在新的世纪，弗里德曼终于同亚当•斯密、凯恩斯这些里程碑式的伟大灵魂站在一起。弗里德曼单枪匹马地维护着自己的理论，如今，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会提到他的“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控制通胀。
      弗里德曼影响了这个世界，他关于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经济运行的自由市场教义，被两位最著名的“粉丝”———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塔•撒切尔，在上个世纪演绎成声势浩大的政府职能改革。他的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运行的理论已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接受。
———本刊编辑部

中国法治改革30年解读：内涵、价值、结构

◎李新平

      [内容提要]改革30年，中国法治从一般意义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形式法治蜕变为追求良法必依的实质法治。立法的民主化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推手。正是在此基础上，法治的价值从法制社会的秩序价值演化到经济社会的效率价值，再到和谐社会的权利价值，法治的价值得到了升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治的结构也在发生质的转变，从拓扑结构上看，它由中心放射状向网络状转变，从系统论看，它从超稳定结构向耗散结构转变。展望未来，中国法治进程仍然存在巨大的想象空间，一方面需要在法治要素结构上进行转型，另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变迁模式上进行转型。
      [关键词]中国法治；进程；解读
      [作者简介]李新平，博士，成都市社会科学院。

      改革30年，法治正随着改革的深入发生着颤变。笔者试从改革以来我国法治内涵、价值和结构的演进来诠释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
      一、法治内涵：从形式到实质
      从法治概念诞生之日起，就没有间断过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争论。但是无论如何，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法律本身的绝对尊崇被理解为形式法治，而对法律的善恶的评判则被归属于实质法治的范畴。所谓形式法治,也就是法律之治,其强调的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至上,表现为有法必依。所谓实质法治也就是良法之治,其强调的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至上,表现为良法必依。 
      改革之初的中国百废待兴，一方面受到文革浩劫的中国本身有着强烈的依法治国的需求，另一方面，年轻的共和国也需要给世人展示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的中国。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用纸面化的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动。于是一场法制化的行动开始广泛展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开始出现了大量法规。这个阶段，法治更加强调的是法制，即后来被官方精要归纳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我们从法治的内涵特征归类，这正好是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形式法治对中国改革之初的意义在于，在法治的初级阶段，人们无论从内心深处还是外在行为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完善的规则意识，在这种背景下，强调“法律就是法律”的观念，就是强调人们对法律必须绝对信仰，就是强调人们对法律必须绝对服从，就是在稳步扎实地推动中国法治。可以说正是对形式法治的强调催生了中国法治。可见，形式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逻辑起点。
      对法治的强调开启了中国依法治国的序幕，但是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这种单纯强调法制本身权威的方式在实践中很快出现了严重的冲突。由于缺少作为法律的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立法权限没有明确的限定和规范，大量的规章制度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以法制的面孔出现，但是却维护着自身利益，由此出现了严重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些规章最终侵害了国家的整体权威。人们开始对法制中有法可依环节出现了严重的质疑，正是这种质疑催生了代表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实质法治时代的来临。这里有两件事需要重点提到：一是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出台，第一次全面界定了立法权，从源头上遏制了法制的滥用，二是合同法司法解释出台，第一次明确规定确认合同效力需要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准，不得以部门规章为依据。从而开启了中国立法民主化时代的到来。
      30年后的中国，立法过程的听证、通过网络征集立法意见已是平常的事情，物权法的出台过程正是中国立法民主化的集中体现。可以说，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和立法前的广泛利益博弈保证了法律能够代表最广泛人群的利益，从而使形式法治过渡为实质法治。
      二、法治价值：从秩序、效率到权利
      法治价值是一个体系，或者说法治价值本身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两大子系统：一是作为制度整体的终极所求的公平和正义,这是法的最高价值，构成法治价值系统的核心层;二是构成制度基本内容的权利、秩序和效率,这是法的基本价值，构成环绕于价值核心层

 
的基本层面。从系统论看，法的基本价值系统还可细分,比如权利就可分为自由、平等、财产权等子系统,秩序可分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等子系统,效率可分为局部效率和整体效率等子系统,并且这种划分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见图1）。系统之间通过信息交换互为作用，密切联系。不同类型的法治价值系统之间的不同，在价值角度看，其差别也不是要素的，它同样是这样一个结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结构核心的差异。{1}

      回首改革30年的法治演进路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法治价值走了一条从秩序到效率，然后回归权利的轨迹。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通过暴力革命成功后获取的，因此，新中国的法治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权威的确立开始进行的。这表现在法律上首要任务就是确定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通过法治的形式进行确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历次宪法及其修改中得到明确的应证。翻开宪法，就可以看到无论哪一个版本，无论怎样修改，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描述从来没有改变过。可以说，中国的法治正是通过确认和维护各个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从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开始的。但是，对权威的确认毕竟还是法治的开始，也可以说还是法治价值的初级形态。中国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发力的，因此，中国法治的价值目标必然内涵对效率的追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专门谈到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理论的提出开启了中国法治价值目标的变迁之路。而90年代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开始了中国改革的新篇章，十四大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成为指引中国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由此，国家立法系统迅速启动，开始了围绕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法律体制的建设，而显然，这个期间的法治价值首要追求的正是效率。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相继出台，而代表规范市场运行的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产品质量法等陆续出台。中国法制界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构建了一个围绕市场体制运行的法律体制。在这个阶段法律所追求效率优先的价值目标已经被表现的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法学界也开始悸动，大量的法学经典著作开始引入中国，其中值得重点提及的是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被引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出现大量的交流，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式被广泛运用。
      法治价值的转型，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但是法治效率优先的价值目标追求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很快带来负面影响。在迅速的经济发展过程，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矛盾、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发展的矛盾、人类发展和自然界承受力度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开始越来越出凸现出来。人们开始关注效率优先带来的问题。法治价值亟待再次转型。
      就像当初确立效率优先的价值目标是从党的文件开始一样，这次法治价值的转型再次通过党的文件得以确立。这里面最重大的事件是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很快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得到响应，报告中正式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报告还提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而这个文件迅速成为了法治价值转型的依据。法治的价值目标开始从效率优先转型为权利优先。这里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劳动合同法改变了过去劳动法的立法视角，充分考虑到了劳动者的法律权益，将国家对民生的体恤表现的淋漓尽致。而相关各种大法也开始修改，其最重要的视觉是密切关注的环境、资源、弱势群体等问题。
      三、法治结构：拓扑结构和系统结构
      结构是缘于系统论的一个范畴，结构主义认为系统结构决定着系统功能。法治结构指在法治大系统中,法律的主要统治对象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形成的动态结构,亦即法律的主要统治对象之间及其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位阶。其系统要素包括法律、公民个人(人权)、社会(社会权力)、国家(国家权力)、政党。{2}对于法治的结构,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描述，以下笔者将从法治的拓扑结构和系统结构来观察改革以来法治的演化过程。
      （一）拓扑结构：从放射状到网络状
      当把对法治结构的描述转换为模型的情况下，可以发现，法治结构可以模拟为中间辐射状的空间结构和网络状的空间结构。中间辐射状的法治结构是以国家权威为中心对各个要素系统进行管理而形成的辐射状的法治系统。而网络状的法治结构则不仅有辐射形的结构，而且法治要素之间也被紧密联系，从而构筑了一个类似于蜘蛛网的结构模式。

 

图2 中国法治拓扑结构的演变

      上图显示，随着改革的深入，法治因素开始变多，法治因素之间的联系也由原来的纵向联系变为纵横交错。
      通过对改革30年的法治结构演变模式的研究，可以清晰的观察到一个从中间辐射状的法治空间结构向网络状的空间结构转型的过程。正如前面所谈到的，新中国建立后，为巩固新兴政权的执政地位，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中央集权体制在经济领域的一个表现。而法治的结构也正是围绕着中央政府的核心控制权而构筑的。这个阶段的法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法律大量的体现出管理的成分，法律着眼于确认和维护国家权力。因此法律基本上表现为调解纵向法律关系的公法。而调解民间关系的法律被缺失了。通过对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环节的规定，法律构筑了一个国家对公民个人(人权)、社会(社会权力)、国家(国家权力)、政党进行管理的单向关系，从形状上看就是中间辐射状。
如果说计划经济体现的主要是纵向关系，市场经济则体现的主要是横向的关系。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原来的辐射状的法律结构要向网络状的法律结构转型。大量的调整社会各种关系的横向性质的法律得以出台。这里必须提到的重大事件是在小平同志提出计划和市场是两个手段的论断后的不久，《民法通则》出台。《民法通则》尽管出台之初，看似单薄，但是它关于调整范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的规定却吹响了中国法治结构转型的集结号。紧接其后，大量的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出台，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担保法。这些法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调整横向关系，而近几年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更是将过去具有强制性的规定，大多数改为任意性规定。有学者谈到公司法的性格正在改变正是此意。正是这种调节横向关系的法律和纵向关系的公法一起，构筑了蛛网似的法治结构。而在司法层面，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也正在受到关注，诉讼已经不是纠纷唯一解决方式。这种多元化的机制也正好构成了网状结构的一部分。
      伴随着法治结构转型的是法学理论界也空前的活跃。关于法的社会性的讨论开始不绝于耳。而且这种讨论很快就突破了原来的讨论范围，人们开始大量关注立法民主化的问题。过去我国的立法模式一直是大法律出台，然后再由部门搞细则，最后是司法机构出台司法解释。然而，细则和司法解释经常出现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从而导致了原有法律的架空。这个现象很快被解放了思想的人们关注到，关于司法解释合法性审查的呼声开始不绝于耳。在司法层面的标志性事件则是“陕西的彩票”作弊事件，在该事件中媒体的介入对司法公正的监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法治结构多元化的纵深运行。
      （二）系统结构：从超稳定结构到耗散结构
      超稳定结构是控制论、系统论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停顿僵滞和不变的状态，而是指某种结构在运动发展中保持某种固定形态和基本上一致的适应方式。控制论揭示了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从而达到系统的稳定性。笔者认为经济体制不仅代表着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也内含着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存在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形式（相对德治和人治而言），只不过是经济体制在法治意义上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对法治结构的研究就不能够脱离经济体制的视野。
      现在，制度经济学家使用达尔文的生物演化理论来研究经济现象。他们认为制度的选择并非线性的，而是在原来制度框架下内部结构逐步变化，当某一天，制度最终不能够容纳内部结构性变化时，制度就会发生突变。这种制度变化的过程在时空上看，是点状的变化路径，制度经济学家称之为点状均衡。{3}演化论在经济学上运用的意义在于说明，制度变迁过程是非线性的，在制度内生结构突破原来的制度形态的一刻,新的制度选择将会带来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而新中国对计划经济的选择正是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性制度的开始。这个制度从此就会自我增强，从而产生强大的路径依赖，使该种体制出现了一种稳定的结构。但是稳定结构和超稳定结构毕竟是有区别的。我们说计划体制是一种超稳定结构的原因是这个系统处于封闭状态，拒绝对外的信息交流，对于该系统来说，只发生内部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从而得到内部子系统的新陈代谢，但是整个系统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作为经济体制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法治出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法治成为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工具；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治本身在自我增强，本身就是一种超稳定结构，这是因为他明白没有计划体制就没有计划体制下的法治，所以他竭力需要维护既有的体制，这本身构成法治本身的自我增强。
改革的意义是一种体制对另一种体制的代替，是对原来的超稳定结构状态的打破。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根源在于假设前提不同，计划经济体制把社会假设为线性可控的社会，这是一种简单的系统，系统的内部结构状态可以通过计算获取，而进行计算的人就是中央政府，整个社会体制是在中央绝对控制下的超稳定系统。在计划体制下，政府被假设为无限理性。而市场经济的假设不同，市场经济假设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是非线性的不可计算的系统，而系统的任何主体都被假设为有限理性的，包括政府。整个系统实际上已经不是中央高度绝对控制的超稳定结构系统，而是耗散结构系统。我们说他属于耗散结构的理由是，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系统是开放系统，社会系统始终处于和外系统进行信息交流的状态。系统通过和外系统的信息交流达到新陈代谢。二是系统内部的非平衡是有序之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的平衡态只是相对的、局部的和特殊的，非平衡态才是绝对的、全局的和普遍的。非平衡态现象极其丰富多彩十分繁杂，是平衡态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非线性的结构，使市场经济体制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结构之中。同样，法治作为耗散结构一部分，一方面它维护着耗散结构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法治系统本身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称之为耗散结构系统。{4}
      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想象空间 
      （一）法治要素结构转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法律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这里用博弈论的来进行解读。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制度既是博弈之前的规则，指导博弈的全部过程，同时制度还是博弈的结果，是博弈过程中产生的结果。作为博弈的规则，制度提供了博弈中必要的合理预期；作为博弈的结果，制度是上一轮博弈均衡产生的规则，并约束下一轮新的博弈。可见，制度在博弈系统中，既是被解释变量，同时又是解释变量。只要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博弈就必然存在。而博弈是这样一种状态，一个人的行为或行为效果成为另一个或一些人的行为或行为效果的解释变量。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其功能是使个人的行为在约束下可以预见，从而将人们的行为导入合理预期的轨道（柯武刚，史漫飞，2000）。制度作为约束性的行为规则，依其约束力的不同，可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一般认为，正式约束，即国家法律，属于成文制度，被视为一个社会的外在制度；而非正式约束，诸如惯例、伦理规范、习俗等，大多属于不成文制度，亦被视为一个社会的内在制度。从约束力来看，前者显然比后者正式。内在制度具有不同层次的约束力，家庭、团队、组织、社区乃至社会、民族都存在着不同的非成文制度约束。这种约束也往往不必然借助严格的强制力。这样我们基本能够理解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法治和制度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认为法治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内涵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重要的要素。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了法治的要素结构。法治系统的运行效率从根本上决定于法治系统的要素结构，也就是取决于法律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证明，尽管法律拥有非正式制度更强有力的约束力，但是，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反而是不成文制度，它直接塑造人的意识形态。法律的推行需要借助内在制度构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法律可执行能力要取决于其对内在制度的兼容性。当法律符合内在制度精神时，可以获得内在化的成本节约。但如果法律与内在制度相悖，其执行只能依靠权威或暴力，或者在长期中通过教化来修正内在制度，就会收获居高不下的执行成本。理想的法治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法律的制定体现着内生性制度生生不息的追求，法律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今天，我们看到法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自己的领土，几乎每一个月都会有大量的法律法规出台或者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国家作为后发国家，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法律的量上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基于法律和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需要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关于法律的存在基础。社会主义法治走向成熟，并不是或者至少不仅是出台了大量的法律，而是大量的法律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和谐共生。
      （二）变迁模式转型：外生性到内生性
      前面谈到了法治的要素结构，说到底，法治的要素结构就是制度结构。在法治运行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它是变迁过程。这个变迁过程是制度的变迁过程的一部分。这里我们再次使用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来对法治的运行模式进行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的类型，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从变迁力量对制度影响的方式上区分制度变迁可以将制度变迁的方式分为外生变迁和内生变迁。在没有外生力量存在的情况下，制度在博弈参与人的重复博弈中产生。博弈的结果是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个人的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这是一种纳斯均衡方式。但是当存在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时，或者说在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存在另一安排可能在新的技术环境里可行，且可能有更大的收益，并且其可能性总收益在抵补现存收益后大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产生的变迁成本，这时追寻新的制度收益的力量成为一种内生力量促使着制度的变更。这就是内生的制度变迁。但是，现实社会中,政府的存在使制度的变迁复杂化了。在内生环境下,制度由直接博弈的参与方（个人和集体）产出，在制度一旦创立并普遍适用时，就存在着强烈的“路径依赖效应”{5}，人们并不一定会为了追求更高效的制度而改变自己早已经习惯的制度。因此要克服这种人的基本认知特性，需要强大的外在力量，这就是制度变迁需要集体行动的原因。制度变迁需要集体行动，这就难免产生“搭便车”问题，制度的这种公共产品性质使其存在供给不足的天然特性。这时就需要国家的出现。诺斯强调国家之所以负起制度变迁与产权规则的组织者工作在于大众行为普遍存在的“搭便车”行为。国家作为独立于博弈双方的第三方出现时,制度的供给和变迁从此染上了“外生”的色彩。国家有两个目的：一是企图建立一套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以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这两个目的地是相悖的，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冲突。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悖论。{6}正是国家悖论的存在加上有限理性和公共选择中特有的投票悖论问题,使国家在参与制度供给和变迁的过程给“内生的”制度带来“外生”的影响。这就是政府参与下的外生性制度变迁。从这个角度讲，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中，任何制度变迁都带有外生性，只是外生性表现的程度不同。
      改革之初，计划体制的长期运行产生了强大的制度“路径依赖”效应。这时候，我国采取的方法是进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轨。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国家以预想的改革目标为导向，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制度替换过程。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这种强外生性的变迁模式在短时间内起到了瓦解旧制度路径依赖效应的作用。但是国家超强主导的变迁方式，另一方面却抑制了微观主体对制度供给的创新和试探。而微观主体又正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受体。内生性制度变迁很漫长，却始终是微观主体重复博弈，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强外生性的制度变迁模式一旦长期抑制微观主体的自觉性，就会使制度的供给逐渐脱离了制度的内生发展方向。因此，在外生性制度变迁进程到一点程度，就必须向内生性变迁转型。而这正是中国法治前行的一个方向。   
      回首30年法治演进轨迹，我们似乎能够聆听到法制前行的脚步声，正是无数前辈们为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才有今日的法治盛世。这里面不仅有勇气还需要智慧。当我们抚往过去30年，我们看到一个现代法治的大国正在崛起。

 注释：
{1}陈卯轩.法治价值的渊源与结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01期.
{2}卓泽渊.法治结构模式的再认识,《法学论坛》2007年05期.
{3}演化经济学认为，制度的选择并非线性的，而是在原来制度框架下内部结构逐步变化，当某一天，制度最终不能够容纳内部结构性变化时，制度就会发生突变。这种制度变化的过程在时空上看，是点状的变化路径，制度经济学家称之为点状均衡。参见约翰•福斯特、斯坦利•梅特卡夫：现代演化经济学展望：一种总的看法[A].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参见：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参见：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89.
{6}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商务印书馆,1999.

学术前言

韩振峰

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十个重要视角

      从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界定来看，正确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起码应当从以下十个方面入手：（1）从其本质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战略思想。（2）从其内容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体系。（3）从其方法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4）从其理论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重要思想。（5）从其现实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6）从其外延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7）从其关系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科学理论。（8）从其社会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9）从其政治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执政理念。（10）从其作用属性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指导方针。
（摘自《大连干部学刊》2008年第3期）

彭向刚

我国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趋势

      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政府管理工具，在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政府绩效评估随着政府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阶段，随着政府改革的主题与目标的变化，评估的侧重点、目标和形式等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在我国，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已成为政府改革的主题和目标。服务型政府建设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进、政府行政理念的拓展、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等，都为改善政府绩效评估提供了新的制度基础和目标导向。同时，也对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理念，不仅明确了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地位，也带来了政府绩效评估在价值取向、目标定位、评估内容、评估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政府绩效评估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政府绩效评估随着政府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完善，政府改革的主题与目标决定了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侧重点。我国服务型政府改革目标的确立，为改善政府绩效评估提供了新的制度基础和目标导向。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评估的价值取向由政府本位走向社会本位；评估的目标定位由内部控制走向外部问责；评估的内容由工作导向走向职能导向；评估的方式由“自发式”、“运动式”走向“自觉性”、“规范性”。
（摘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2期）

雷艳红

“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之区分

      区分“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是为了梳理出新政治经济学中的不同学术路径。概而言之，作为研究范式，“政治的经济学”是以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问题，旨在揭示政治的经济属性；“经济的政治学”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与经济相关的问题，通过揭示经济的政治属性来强调政治的主体性。20世纪经济学的扩张，实质上是为经济政策建构了一个去政治化的政策过程，但对经济学的过度推崇又导致经济学为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及偏见所利用，而后者往往不易察觉。“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对政治经济问题的不同解读模式与问题视角提醒人们：学科自身的偏好不仅会降低认知的客观性，还有可能落入人为陷阱。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之为“客观研究的主观性”。此外，对于新学派、新范式我们还有必要保持一份清醒，因为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构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尽管如此，就“政治的经济学”与“经济的政治学”而言，虽然我们不能断定这两种范式所取得的学术积淀最终能否带来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重新融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发展有助于我们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政治学与经济学中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摘自《厦门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张宜海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公民个体或社会组织（团体）影响公共决策所采取的行动，目的是要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以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化。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公共选择理论所谓的政府失效现象反映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必要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等思想，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政策依据。但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现状并不乐观。经济落后抑制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方面抑制了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制度化渠道不足、不畅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政务不公开弱化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参与成本高降低了公民参与的普遍性，对参与结果的理性预期强化了公民参与的“搭便车”心理。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突出表现在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公民参与整体无序、公民参与制度化渠道不够畅通、决策体制不利于公民有效参与、公民参与普遍缺乏组织依托等，但影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最大的问题是通过制度建设为公民参与提供成本低、操作简单且让公民感到能够有所作为的途径，即明智地选举并有效地监督代表、转变政府决策理念、培养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意识、态度和能力、建立健全各种听证会制度、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依托组织力量培育公民社会、规范和引导网络公民参与。

（摘自《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

魏建国

普遍信任：法制现代化的深层内驱力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现代化，所涉及的不单纯是一个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而在深层次上，更是一个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重构与转变的问题。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一再表明，法制现代化离不开一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来启动、来支持。普遍信任，是法制现代化最为深层的内驱力，也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赖以生成和确立的社会文化根基。那么作为一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生成于有限政府传统及民众习惯于合作与社会自治的开放式社会结构之中。换言之，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形成取决于许多因素，但归根结底依赖于有限政府体制下社会成员间自发性交往与合作的习惯。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赋予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与法制现代化以不竭动力，反之，没有这种社会文化，法制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应将普遍信任建设列为法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构成内容和长远战略来认知、来对待

（摘自《北方法学》2008年第2期）

王正平

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哲学基础。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崭新阶段，它是以当代科技和社会经济文化进步背景下产生的生态整体论、生态价值论和生态道德论作为自己的主要哲学基础的。我们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首先认识生态整体论、生态价值论和生态道德论的合理性，大力宣传和牢固树立科学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以互相关联的整体主义思想来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人与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等利益关系，强调在生物圈中各种事物是互相依存的，人的自我利益与生态利益是相同的、一致的，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稳定与健康，是人类压倒一切的、生死攸关的最高利益需要。生态价值观要求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中，承认自然物、其他生命物种的内在价值，善待大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运行。确立生态和谐论的道德观，这就要求保护自然环境，重视自然界的权利和内在价值，尊重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爱护各种动物和植物，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摘自2008年4月4日《解放日报》）

季晓莉

利润和租金不能混淆

      租金是资源要素的价格，不是投资资本的收益，无论是国企还是非国企，只要使用国家的资源要素，都必须向国家交纳租金。作为国有企业投资者或者所有者的国家与作为要素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国家虽然是同一个国家，但在经济关系上却是不同的利益主体。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国资委可以让国有企业上交利润，但无权收取国家的资源租金，因为国资委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因为投资取利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为，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没有任何不同，而收取资源租金是资源所有者的行为。在中国既然资源主要是国家的，收租就是国家行为，不能混同于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取利行为。国家在面对国有企业时有三个身份：资源所有者、公共管理者和出资人。三个身份不同，取得的利益不同，取得的方式也不一样。公共管理者收税，资源所有者索取租金，出资人取利。租金只能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收交，不能通过利润分配的方法去收取。如果通过利润分配的方式去收租，就是把利润和税收又混在一起了。

（摘自2008年5月10日《中国经济导报》）

周业安

有限的财政分权造成短视的地方政府

      我国首先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形式，地方政府承包一定的上缴税收额，剩下的收入归地方所有，并承担相应的事权，这样一来，地方就会为了自己的收入最大化而努力。这就是地方政府保护和增进市场并促进增长的动力来源。分税制通过制度的方式把地方的利益固定下来，相应地稳定了地方政府的预期，有利于地方政府进行长远规划，而不仅仅追求短期利益。因此很多研究成果表明，分税制实施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明显有利。然而，分税制的好处主要体现在GDP的增长上，并没有体现在其他社会福利方面。由于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没有赋予当地居民在财政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地方政府也就很少在财政预算中考虑居民的公共品需求。很明显，和发达国家经济中的财政分权相比，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有限财政分权制度，这种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税收和支出的执行权利，但没有赋予其部分税收自主权，也就导致地方政府无法因地制宜地设计收入来源；同时，也没有赋予地方居民投票权和其他参与权利，这就导致当地居民的公共品需求无法准确及时地表现在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中，也无法给当地政府以及时有效的监督。从这个角度看，有限财政分权的潜在危害也是巨大的。换言之，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制度正激励效应最终会消耗殆尽，而其制度负效应逐步呈现出来，并主导未来的经济方向。（摘自2008年5月12日《中国经营报》）

贾康

县乡财政困难深层原因探析

      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体制性原因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在地方政府四个层级的实际运行中，明显地出现了事权的重心下移而财权、财力的重心上移这样一种背离。事权的重心下移可以看得很清楚。文件里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些事权，在实际运行中最后都要落实到最基层，都要求地方政府的低端保障这些事情要做到位。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县乡的低端层面，需要有充分的财力去履行事权。而同时财权和财力却背离这种事权下移的趋势而上移。在市管县体制下，高端层级有这样的作用空间，把财权和财力的重心往自己这个层级上提升。这样一来，中央在分税制后，当然要提高中央占整个财力分配中间的比重，来履行这样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职能；省和市两级，作为地方的高端也提高了自己在财力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所苦的自然是县乡两级了。尽管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内在的逻辑本来是增加各级财政的事权和财权的呼应性，但实际调查得出的结论是，1994年以后的整体运行，到现在十几年了，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即使在发达地区，也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分税制状态，而演变成了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因素非常浓厚的分成制和包干制，并在过渡中变成了省以下体制的凝固态。这种凝固态带来了运行中所出现的县乡财政和基层财政的困难。而改变的思路就是，以减少财政层级的扁平化改革为方向。

（摘自《中国金融》2008年第8期）

黄廓

遗传资源获取、分享与知识产权

      信息社会中随着研究视角从“文化多样性”深入到“遗传多样性”领域，遗传资源获取及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得到彰显。其根本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传统知识与原有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协调，遗传资源提供方与利用方的利益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矛盾冲突的协调。就主体要件而言，群体主义权利主体模式具有可行性；就程序要件而言，事先知情同意规则、许可规则、来源地规则具有必要性；就知识产权体系下的惠益分享方式而言，积极参与具体研发过程具有战略性。在调整遗传资源与知识产权的诸多利益关系过程中，需要警惕四大风险：知识产权过度扩张而导致反公有物悲剧，知识产权成为利益集团谋求私利工具并危害公共福利，利益分配新失衡致使“弱势主体”再次错失发展机遇，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的技术开发。

（摘自《理论探讨》2008年第2期）

陈永昌

构建“三点式”社会公平分配新格局

      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是在企业间进行的，是依据市场法则而进行的原始分配。要在追求效率优先的前提下，维护企业内分配的公平，注重绩效考核，既要拉开差距，又不失公平，充分贯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要注重解决行业间的分配不公问题；要大张旗鼓地反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第二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的补充和校正，因而崇尚“公平至上”的原则，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手段完成的，旨在形成富人纳税养国家、国家财政支出暗补穷人的稳定三角结构，以实现富人和穷人在分配上的相对公平。而第三次分配指的是社会的富人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的收入分配调整。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层次的表现，它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社会和政治的多重效应，因而发挥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上述三种分配互动互补，互相促进，形成“三点式”社会分配新格局。这是最终解决分配不公的战略之举，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佳选择。

（摘自《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2期）

王传荣

建国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变迁及影响因素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的，其演变自1949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平均化；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29年，这个时期制度演变的趋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多样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多元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从传统体制下的单一的分配形式到转型期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影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因素有很多，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因素。产权因素、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基础。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和要素产权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变迁的动力。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过程。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分配制度也明显地呈现市场化的特征。（摘自《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王勇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与适用

      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政务的透明与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民主权原则是建立该制度的重要宪政基础；二是人民参政原则是建立该制度的重要宪政实践基础。现代社会，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和决策的程度日益提高，政府往往依靠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流达到行政目的，这种信息交流正是基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政府公开其掌握的信息，是保障公民有效参政的重要环节；三是公民的知情权是建立该制度的重要法理基础。从性质上说，知情权是一种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综合体，但更多的体现为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方面。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作用就是保护公民的知情权，这也是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建立的根本目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在现实中的正确运用，为此，在运用中必须要注意：一要保障该制度的程序价值；二要注意发挥该制度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三要体现该制度在实践中的人人平等理念；四要突出该制度所展现的公众参与国家管理的实践活动。
（摘自《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朱民

影响未来金融走向的新因素

      过去这10年，特别是过去5年，世界经济金融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个经济的金融化和资产化趋势非常迅猛。其中，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是影响未来金融市场走向的新因素。首先，对冲基金的发展近年有两个变化：一是对冲越来越走向单向发展。原本对冲就是有长必有短，但规模比较大之后，对冲基金变得比较自信，更多地单向运作就带有比较大的投机因素，在加剧市场不平衡和加大市场风险的同时，也加大了对冲基金自己的风险。就此而言，对冲基金其实是扩大了市场的风险；二是对冲基金的杠杆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一个对冲基金习惯于过度的“杠杆”，而且单向运作，其自身的风险也是很大的。而且对冲基金在做模型的时候，基本上是基于过去的统计数字，由于市场的流动越来越大，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历史的数字不足以支撑和产生出适用于现在和未来的方差，也就是风险标准，这也是越来越多对冲基金正在面临的挑战。其次，私人股权基金越来越成为一个主要的市场参与者。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的核心理念是发现企业价值。早期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发现企业价值大多是在企业的成长阶段，在企业需要财务管理、国际资本的时候，给它资金、帮它成长。不过现在纯粹财务角度的收购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数据能证明，这样的行为是有效还是无效，最终还得看这些基金能否有效退出，能否推动企业的发展。最后，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从商业性原则来说，如果它按照市场规则操作，那么它应该和一般的基金没有任何差别。但有两点比较有意思，第一，这类基金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现在的3.1万亿美元，在未来的5年可以翻一番。如果变成6万亿美元，它在市场上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二，无论如何主权投资都有点敏感，例如，一个主权基金要收购美国的港口，美国的政府就坚决不同意。像这样的事情将来会不断发生，所以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主权基金的监管和披露要求。（摘自2008年2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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