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瞿上城址的动态性

刘琳先生曾指出,成都平原的不少古城都曾建于“瞿上”,而且不断迁移与水害、洪水有关①。受此启发,笔者以为,关于“瞿上”城址的几种说法,如彭州海窝子、双流牧马山、广汉三星堆等,似乎都有一定依据,很可能“瞿上”并非固定于一处,故探究瞿上城址似应考量其动态性。“瞿上”作为地名最早见于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其历数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古蜀王后称:“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宋代罗泌著《路史》卷四“前纪”称:“蚕丛纵目,王瞿上。”南宋蔡梦弼《成都记》则言:“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凫而后徙。”

宋代的记载反倒将王都“瞿上”的历史推向了更远的时代。蚕丛、柏灌、杜宇是否都先后以“瞿上”为王都(或别都),虽限于资料,难以确断,但似乎也从另一角度提示“瞿上”并非仅有一处。清乾隆李元《蜀水经》卷二称:“双流县,古蚕丛氏所治瞿上也。杜宇继治之,或治广都之樊乡。”似有调和上述诸说之意。然而,从瞿上城址的动态性来考量,“郫邑”和“瞿上”皆似非确指某地。有学者据《资治通鉴·音注》 “郫,即卑邑也。”认为“移治郫邑”的本义是指杜宇氏从江源进入成都平原卑洼之地,营邑聚落,控制了鱼凫氏统治区域,是其“王蜀”之标志〔1〕,此论似言之有理;故“郫邑”即“卑邑”,系指成都平原的“卑洼之地”。 “瞿上”则与“卑邑”相对应,系指俯瞰成都平原之高地。证之《说文解字》:“瞿,鹰隼之视也”,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亦释“瞿上”为“自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

 “瞿上”城址的动态性大概多少反映出古蜀农耕文化经历了从岷山区域采集狩猎向成都平原田野农业演进的过程。商周时代,成都平原的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十分丰富,洪水经常发生,古蜀先民选择俯瞰平原之高地即“瞿上”筑城而居,既可以在洪水发生时避免水患侵袭,又便于平时“移治郫邑”即赴平原之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亦在情理之中。今日之牧马山虽仅为成都平原南部一浅丘台地,但经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很难说与古蜀时代的地形一模一样。牧马山作为瞿上城之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不论是历史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罗泌之子罗苹注:“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益之西南二十里。北有瞿上乡。”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40年考察牧马山后曾指出:“这是平原西部的一座开头的山,虽甚低小,而冈阜萦回,仿佛城垣一般,防守极便,立国在这里可以控制平原,山上又好耕种,足以自给。假使我是当时的王者,走到这个形胜所在,也不肯把它放弃的。”“我敢臆断,牧马山定是一块好地方,蚕丛和杜宇的都城遗址有寻得的可能,古墓更有大批发掘出来的希望。”〔2〕

新津文化馆藏县人李澄波先生实地考察后的手稿记载:“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交界之牧马山蚕从祠九倒拐一带。蚕丛祠内蚕丛王塑像雄伟,其目纵。乡人至今尤称蚕丛为蚕从太子。”从考古发现来看,曾在双流县维新乡(今胜利镇)松林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4件。特别是2009年6月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双流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的“瞿上城”考古调查与研究课题组全面的调查研究,在双流县黄水镇及新津县花源镇发现三处商周时期遗址,显示双流县西南及邻近地区存在商周聚落群分布,先民已处于定居与农耕〔3〕,双流则是新津到成都的必经之地。自1995年以来,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一系列史前城址,在双流北面有温江鱼凫城址、郫县古城城址,西北有都江堰芒城址,西面有崇州双河和紫竹城址、大邑盐店和高山城址,南面有新津宝墩城址。这些古城址多位于山地浅丘或平原台地,属于宝墩文化范围〔4〕。而大致居于诸多城址中心地带的双流牧马山极有可能是“瞿上城”的又一所在地。

二、广都文化的历史性

广都作为古蜀国的“三都”之一,历史悠久,农耕发达。《山海经·海内经》称:“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榖自生,冬夏播种”。《蜀王本纪》称:“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说明广都的开发较成都为早,广都之野成为古蜀农耕文化的起源之地,由此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广都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孕育、形成和演变,并且通过历史记忆加以传播和传承的,这就是文化的历史性。虽然广都文化的历史特征从不同角度大概会有不同的概括,但最重要的特征似当关注三点:

一是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正如谭继和先生所指出,古蜀文明起源的重要特征是城市文明同农业定居生产生活同时发生的,城乡自古融为一体〔5〕。“都广之野”即“广都之野”,指的是成都平原,为古蜀农业文明的起源地。双流县历史上曾名广都县,为广都之野的核心地带,自然属于古蜀城市文明和农耕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二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自古以来,广都之野就是古蜀农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古蜀先民向以恬静、悠闲和安逸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著称于世,此风俗习尚至今犹存。正是长期以来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繁荣和农村社会稳定的结果,成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象征。

三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成都平原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除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外,还得益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山海经·海内经》称都广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宝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正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生动写照,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工程。今日传承和弘扬广都文化应该关注其历史的内涵。

现代的双流县三面环绕成都,县城距成都市区仅10公里,在城市化进程中极可能与成都连为一体,被大都市文化同质化而失去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所以如何发掘、保存和丰富广都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地方特色至关重要。据王开泳等学者的研究,从双流县的现代空间结构来看,呈不平衡发展的圈层结构态势。第一圈为紧邻成都北部区片,包括东升、华阳、文星、白家、九江、胜利、中和等镇,为最现代化的城镇建设发展区域;第二圈为北部区片的幅射区域,包括万安、正兴、公兴、黄甲、黄水、彭镇、金桥、永安和籍田等镇,农用地主导趋势并不明显;第三圈位于丘区和外围,包括新兴、白沙、太平、兴隆、合江、永兴、黄龙溪、三星、煎茶、大林等镇,农用地比重超过85%,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6〕。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可以凸显广都文化的历史性,即在双流县境内尽可能体现出从古蜀农耕文化到现代的工业文明不同层次。在双流城市化加速的今天,增强对农耕文化的保护意识,规划出一定的农耕文化保护区,这对于维持本地自然环境的原生态,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双流县已经着手建设具有历史风情和地方特色的三条生态观光旅游带,一是具有浓郁川西风情的锦绣东山生态观光走廊,二是体现广都民俗文化、以“瞿上乐土,休闲胜境”为主题的蜀风牧山旅游走廊,三是集独立住宅、景观住宅和休闲度假酒店等设施为一体的麓山大道国际社会走廊。这种融合历史风情、地方特色、自然生态和时尚元素为一体的建设规划,将极大地丰富广都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地方特色,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统一。

三、农耕文化的现代性

中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学界曾过分强调农耕文化保守性、落后性、封闭性、平

均性、人治性等负面影响。不庸讳言,农耕文化是建立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之上的文化形态,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农耕文化落后和保守的负面影响日渐显现。不过,农耕文化毕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不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与农耕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已经证明,民族文化的复兴不是要全盘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在于“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7〕即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近年来,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如何发掘农耕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现代价值;青山绿水、田园风光、古镇石桥、民居小院也大多成为各地旅游热点。在开发生态旅游和绿色农业的同时,探讨如何实现农耕文化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当是应有之义;现代化文明的建设,离不开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民族文化的创造力则是建立在民族文化基因发展的基础之上。农耕文化“以农为本”、“以和为贵”、“以德为荣”、“以礼为重”等优良传统在构建当代和谐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8〕;农耕文化崇尚和谐、向往小康的观念,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也不乏历史启示。

如果说文化结构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那末,农耕文化的现代性也可以说包括三个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从物质层面,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都市农业,挖掘农耕文化的历史内涵,打造农业经济特色品牌。从制度层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现制度创新,包括农村土地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改革和创新。从精神层面,传承和发扬传统农耕文化务实、淳朴、勤勉、互助的精神,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而最关键的则是要提高农民的素质,激励和弘扬人们自尊、自信和自强的精神。

近年来,双流县在以上三个层面都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一是全县基本形成了地域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区域,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冬草莓和枇杷生产基地。二是以土地流转为平台,加速土地规模化经营;以现代农业投资公司为融资平台,解决都市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资金瓶颈;以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为桥梁,形成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联系网络。三是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9〕。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重视农耕文化创造性的现代转化210之结果。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曾就“新”、“旧”之关系指出:“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10〕。近代以来新旧文化势不两立的思维定势在国人中影响颇大,实际上,新旧文化兼容并存恰恰是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则。双流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农耕文化发达的名县,应该在实现中国农耕文化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中成为典范。